最近，美国政府债务余额又一次触及法定上限，距离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的6月1日财政部可能耗尽现金已经没多少天了。这标志着其31.4万亿美元美债陷入债务违约的风险之中，由此带来的影响值得研究和警惕。
美国债务危机根源于其独特的民主制度和预算决策机制。一个国家出现财政支出大于收入时，通常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美国也是这样，自诞生以来就与政府借债联系在一起。18世纪末，美国联邦政府在打赢独立战争后负债累累，依靠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提出的“旋转门计划”，即政府发行新纸币取代旧纸币，同时发行国债并要求用新纸币购买，才较快地偿还了大部分债务。美国宪法规定，政府借钱需要获得国会的授权批准，包括决定债务期限、利率和具体用途等。但这种逐笔批准政府借债的做法不仅使国会不堪重负，而且使政府的筹资行为失去了灵活性。于是自1917年起国会不断放松政府发债的规定，直至1939年完全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国会授予联邦政府一揽子借债的权限，前提条件是不得超过债务总额的最高限额，否则需要得到国会的再次授权批准。这就是援用至今的债务上限问题。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如果联邦政府触及债务上限，新的预算拨款案又得不到国会的批准，政府就会因没钱花而关门，因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和利息而违约。
由于适度的财政赤字政策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和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增长, 美国提高国债上限早已成为一种习惯。自1939年以来，美国国会曾上调债务上限100多次,平均每9个月提高一次。1976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曾关门21次，时间最短1天，最长21天。好在国会两党总能在“大限”来临前达成协议，才避免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如今，31.4万亿美元债务高悬，债务总量超中、日、德、英四国GDP之和，违约风险越来越大了。
美国乃至世界民众虽然对美国政府停摆和债务上限之争习以为常了，但由此给本国和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不可小看。对美国来说，政府关门首先会给民生带来一些不便。如民众申请购房、护照和持枪许可证等都得延期，还会发生国家卫生院的诊所不再接受新病人，垃圾无人处理等问题，很多需要花钱的民生工程也将受到影响。例如，2018年12月政府停摆就导致80万联邦雇员被迫“休假”，因此而延期支付薪水的人更多。其次会给美国经济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有些是直接的，如旅游及其相关行业会因所有国家公园和部分国家博物馆、游客中心关闭而遭受损失；有些则是间接的，如政府支出和停薪休假雇员消费支出的减少、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受损、延期签证对贸易往来等带来的损失。有人估计政府每关闭一天将使纳税人损失1至3亿美元。第三，这会使美国颜面扫地，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例如，2011年8月提高债务上限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就曾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3A降至“AA+”，使美国第一次失去了3A信用评级。此外，预算争执还会影响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活动。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号称最民主的国家，美国政府关门，官方网站停止更新，部分经济数据推迟发布，更成了各国媒体和民众冷嘲热讽的把柄，让我们看清了美式民主的虚伪。
相对本国而言，美国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的影响更大。美国每次触及债务上限，都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一旦美国出现债务违约，一系列金融灾难将接踵而至，如美债被大量抛售、债权人利益受损、利率上涨、美元贬值、银行破产、股市暴跌等。这将使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遭受巨大的冲击，其程度远大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债务经济或成全球经济风险的根源。
长期以来，美国形成了依靠进口产品维持高消费，再通过大举借债和金融产品创新回笼美元的经济发展模式。表面上看，只要美元霸权不倒，这种债务经济模式就可以循环下去，但由此积累的风险必然越来越大，最终将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大发战争财而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投资和居民储蓄率的持续下降，贸易赤字、外债和信贷消费的日益增长，美国又在1985年结束了长达70年净债权国的历史，并在2004年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目前美国债务达到31.4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国债债务率（政府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超过120%。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了。
美国不断涉及债务上限表明，其债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缩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提高债务上限、扩大出口等等，而在于实现债务经济模式的转变。许多人认为, 美国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预算法，能防止政府随意发行国债以增加开支，避免出现政府破产和债务违约的恶果，购买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投资。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美式民主正在一步一步地将美国推向债务危机的深渊。依据之一是，美国国会不断提高债务上限意味着政府可以毫无节制地透支未来，让债务经济模式继续维持下去。二是相互掣肘的民主共和两党存在利益冲突。共和党代表大财团和富人的利益，反对提高税率，希望减少社会福利等公共投资；民主党则主张对富人增税，反对大规模削减开支。继续借新债还旧债，可以平衡两党利益之争，但终有到头日。如果双方都没有让步的余地，违约就难以避免。此次“驴象之争”实际上已经显露了美国政治博弈走向违约的迹象。三是民主制度为债务违约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和制度基础。冰岛在2010年3月采取全民公决的方式，用拒绝偿债来处理债务危机就是例证。如果美国经济难以恢复，美元失去霸权地位，如果中国“去美国化”成为现实，通过民主方式选择“违约和债务重组”就成为美国摆脱债务危机最有利而又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对美国私人利益集团没有多大直接危害。美国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说过，美国债务违约不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而且“在所难免”。我国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同时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张鑫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研究员，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