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该怎样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司法如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律师执业权利怎样进行保障? 今年“两高”工作报告干货满满，披露了许多重要信息。昨天，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就知识产权保护、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司法工作者守好公平正义等议题展开了热议。
知识产权保护：
警惕对文艺创作者“沉默的盗窃”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深切感受到创新是引领文艺工作蓬勃发展的第一动力。他表示，最高检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以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助力创新发展”，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版权局共建协同保护机制，挂牌督办重大、影响性案件。2022年起诉侵犯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及商业秘密等犯罪1.3万人，比2018年上升51.2%。近几年还办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案件，如销售假冒“冰墩墩”纪念品、“人人影视”侵犯著作权等，都起到了震慑犯罪、警示教育、宣传引导的效果。
许忠代表（受访者供图）
许忠表示，近年来文艺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愈发成为影响文艺创新活力的重要因素。“当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仍主要集中在商标权、专利权等较为常见的知识产权，在美术、音乐等文艺作品保护领域还有所欠缺，不论是刑事打击还是民事保护都存在一定滞后性，尤其当下现代科技、互联网等飞速发展的背景，更进一步增加了作品版权保护的难度。”
许忠指出，“葫芦娃”“大闹天宫”等美术作品形象屡遭侵害，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多次提起民事诉讼，造成了一定“讼累”。“再比如随着互联网发展和自媒体兴起，互联网上偶尔会有歌剧、音乐剧，包括一些新上映的电影‘盗摄’‘盗录’的视频、音频传播。”在他看来这些行为是对创作者“无形资产”的“沉默的盗窃”，长此以往可能会磨灭甚至打击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和激情。
在他看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不是要对二次创作的打击，但是致敬经典也应当守法合规。如何兼顾艺术与法律，保护好文艺作品知识产权，需要创作者和司法机关共同发力。他以从事的歌剧表演行业为例，希望检察机关能更好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艺术家们保护好乐谱作品、演出视频等，更和艺术家们一起深入研究特殊形式的集体表演者如何进行作品授权管理、数字文化时代在线歌剧作品如何实现版权保护等。许忠了解到，上海市检察机关积探索开展互联网音乐版权专项监督工作，严厉打击了一批网络音乐“搬运工”。“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希望未来能逐步拓展到文化作品的更多领域。”许忠说。
许忠建议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推进知识产权检察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综合履职。同时，可以适当借鉴参考国外先进经验，会同知识产权行政监管部门，促进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融入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许忠还建议进一步加强对在线音乐作品版权保护和授权管理机制的研究，办理一批典型案例并注重加强法治宣传，让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理念走进剧院，走进文艺工作领域，更好激发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
优化营商环境：
司法机关深化改革助力企业发展
“今年的两高报告拿在手里，我感觉沉甸甸的，因为它们是历时5年所写成的答卷。”全国人大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朱建弟表示，5年来司法系统工作成果丰硕，充分彰显了法律的力度和温度。作为一名深耕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士，朱建弟对于法院和检察院积极助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工作特别有感触。“人民法院持续优化司法程序，依法审理各类案件，助力企业渡过疫情难关，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朱建弟代表（受访者供图）
作为上交所的上市委员会委员，朱建弟曾参与了厦华电子退市的审核工作。
2022年5月25日，上交所决定终止厦华电子股票上市。厦华电子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撤销该决定。上海金融法院认为，上交所结合厦华电子在公开市场的披露文件，认定其2021年度营业收入在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金额为零元，并据此作出终止上市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遂驳回厦华电子的诉请。这也是退市新规施行之后，由上市公司对交易所提起的第一起行政诉讼。
该案也入选了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被写入今年的法院工作报告中。“法院支持交易所的退市决定，维护了交易所正常履行法律授权职责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朱建弟看来，这个案件的办理体现了中国规则和上海规则，为我国司法保障推进常态化退市机制提供了好的范例，对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朱建弟告诉记者，目前资本市场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生，各地法院对证券的虚假陈述、投资的损失及选择审核核定机构做法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个案之间差别较大。他希望通过最高院的协调，统一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从而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
朱建弟也非常认可人民检察院在推动企业合规上所作出的努力。“检察机关从2020年起探索企业合规的改革，目前已会同国务院等12个部门共建了第三方评估机制，给涉案企业留出了整改的空间。从实践来看效果非常好，让许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获得了新生。”在朱建弟看来，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他期待司法机关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司法治理来助推社会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他建议全国人大尽快授权，构建开展涉案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试点工作，探索建立企业合规附条件不起诉的制度。
司法工作者：
守好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身为司法实践者，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钱雨晴看来，“两高”报告不只是履职报告，更是法检系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缩影。
钱雨晴委员（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她从两份报告中感受到了三个度：政治高度、司法力度与司法温度。
“绝不允许网络空间沦为法外之地”“竭力为市场主体拼经济创造’暖环境’”“基本建成中国特色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钱雨晴对最高法报告中的金句与形成的一系列中国特色审判体系印象深刻。“法院系统长期人少案多，受案办案结案继续增长，十分不易，这里要为同行鼓掌、点赞。”钱雨晴说，“司法工作者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但从根本上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为党和国家、人民群众守好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里’。”
钱雨晴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检察新人，她深切感受到过去五年、新时代十年，检察改革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职能重塑、机构重组、机制重构等重大变革。“与此同时，检察工作也欣逢最好发展时期。”202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印发；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专门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如今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中国检察制度已日臻成熟，人民检察格局、面貌焕然一新。”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开局之年。“上海检察机关将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始终坚持能动履职，始终坚持走专业化道路，以检察工作的高质量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进检察工作理念、体系、机制、能力现代化，更有力服务保障中国式现代化。”钱雨晴说。
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改革，优化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
突破 领先，最高 最低，金句 规律。
”
听完“两高”报告，全国政协委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合伙人吕红兵在自己的笔记里提炼并写下了这12个字。
吕红兵委员（受访者供图）
“我国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基本形成”“智慧法院成为中国司法在国际上的鲜明亮色”……吕红兵委员说，总结最高法过去5年的工作成果斐然，其中的突破与领先是非常亮眼的。“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读到这些成就，还是非常激动，也是非常骄傲的。”
吕红兵说的“最高与最低”指的是最高检报告中的一组数据。
“诉前羁押率从2018年54.9%降低至2022年26.7%，为有司法统计以来最低。”又是一个最低。两个最高，则是“不捕率从22.1升至43.4%，不诉率从7.7%升至26.3%，均为有司法统计以来最高”。
在吕红兵看来，数据背后，是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明显效果，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再上新台阶、社会治理进入新局面。
“两高报告一如既往地金句频出、警句再现，自然，人民大会堂也是掌声不断。”但与此同时，吕红兵也注意到“两高”报告在各自存在的问题与困难中，不约而同指出：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存在不平衡不到位等问题。
“期待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吕红兵认为，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他建议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统一，集成经验，总结教训，提炼规律，完善制度，健全立法，从而加快推进司法公正，建成法治中国。
吕红兵还对于“两高”报告中与律师相关的内容尤为关注。如，最高法报告特别强调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确保严格公正司法”，最高检报告特别谈到“推动同堂培训，促进统一执法司法理念”等。
“应当说，在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依法保障、努力推进下，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的机制愈发完整、更加系统。保障权利、服务执业、发挥功能，三位一体，一脉相承，彼此融合。”吕红兵说，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充分发挥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功能。
吕红兵建议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以及相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共同努力，尽快修订律师法，进一步优化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建议在总则中以专条明确律师依法享有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质证权、发问权、辩论辩护权等执业权利，以及律师执业中的人身权。”吕红兵同时建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相互配合，并充分发挥律师的代理及辩护作用，促进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记者 | 陈颖婷 胡蝶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