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里面去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超喜欢在里面。”
2012年，当后来被网友戏称为“窃·格瓦拉”的周立齐说出这句名言时，观者可能只觉得离谱好笑，但其实这话在某种程度上，还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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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安徽歙县一辆车被“拉车门”盗窃，当犯罪嫌疑人徐某再次作案时，被民警逮了个正着。
作为刚刚刑满释放的人，再次被抓的徐某丝毫不慌，在警察询问时抱怨起了“工作环境”的恶化：“现在大部分都用手机支付宝，又不带现金，不好搞。”所以他只好看看能不能“捡漏”：“有些车主也粗心大意不锁（车门），能搞得到。”
不仅如此，这位仁兄还强烈要求人民法院能够给他来个从重判决，因为刑期太短不够用：“上次关押的时间太短了，也没能把缝纫这门技术学会，希望这次人民法院能给我从重，把缝纫机这门技术学会。”
面对这样的要求，围观群众一时不知是应该骂他屡教不改，还是应该夸他有上进心呢？
而且考虑到徐某被判一年零六个月，还没有掌握缝纫机技术，再进去一次能不能学会还真不好说。
不过，徐某显然不是第一个想要去监狱学一门手艺的人。
2017年11月，45岁的王某顶着医院的监控摄像头，没有做任何伪装，大摇大摆偷走了3部手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多次用自己的身份证主动在上海多家浴场、宾馆留下身份信息，生怕警察不能赶紧抓到自己。
警察在抓到他之后才发现，王某的文化水平相当可以，还曾经当过英语家教，至于为什么他要走上犯罪的道路，这背后的原因有点复杂。
这哥们自称非常喜欢唱歌，自己经常在上海的人民广场卖唱，意思是自己大小是个角儿。但在人民广场卖唱显然满足不了他的艺术雄心，为了走向更大的舞台，他到处参加选秀节目，结果全军覆没。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偶然听说上海提篮桥监狱有一个合唱团，“他透露，提篮桥监狱的合唱团水平很高，能够学到真正的艺术，所以他频繁作案，一心想进这家监狱”。
只要自己能够成功坐牢，不仅能够加入合唱团，并且而可以到各大监狱巡回演出。
想到有这么大的舞台等着自己，激动的王某开始了自己的犯罪道路，在2018年因为偷手机被抓之前，他已经坚持不懈偷了十几年东西，从2001年8月开始多次被行政拘留和判处徒刑，只不过没有一次能够得偿所愿加入合唱团。
当然，这位老兄的脑回路这么清奇不是没有原因的，经过司法鉴定，他患有轻度精神分裂。
但是话说回来，王某的思路虽然匪夷所思，但要说是彻头彻尾的痴心妄想，还真不太准确。
因为我国各地的监狱中，还真诞生了不少手艺人甚至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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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梦寐以求想要进提篮桥监狱的新岸艺术团，好巧不巧的是，上海地铁12号线提篮桥站的墙上，刚好贴的就是五线谱。
因为提篮桥监狱里的合唱团太过出名，很多人表示，这个五线谱该不会就是为了致敬新岸艺术团吧？
地铁站致敬艺术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新岸艺术团确实是历史悠久的老牌艺术团了。
在艺术团成立之前，提篮桥监狱就会定期举行文艺活动，1985年，监狱干脆组织服刑人员组成了新岸艺术团，用艺术矫治的手段来改造服刑人员。
提篮桥监狱三监区监区长丁俊表示，在新犯人分流到各个监狱时，干警会鼓励有艺术方面特长或感兴趣的人进入艺术团。随后，提篮桥监狱会对犯人进行评级来认定其行为规范、认罪悔罪态度，如果犯人评估合格，就算没有音乐基础，同样可以进入艺术团。
除了合唱之外，艺术团里还有相声、小品、乐器演奏以及舞蹈等活动，根据三监区副监区长黄骏的说法，最受欢迎的是大小合唱，“表演的时候更有感染力，情绪释放效果更好”。
当然，除了能够满足另辟蹊径的艺术追求，监狱里的手艺也是五花八门，不然徐某也不会心心念念想要回去学踩缝纫机。
对于没有音乐梦想的罪犯来说，同在上海的青浦监狱也许更合适。
1994年，青浦监狱为了开展艺术矫正项目，在六监区成立了清流玉雕工作室。
8点早训结束后，监狱会组织服刑人员到习艺场开始劳动习艺，除了午休和吃饭时间，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作室里练习技术。
这些人里面，有抢劫犯、盗窃犯，甚至还有诈骗犯、杀人犯，但在工作室里面，你只能听见雕刻的声响。
在最开始，工作室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简单的玉石加工，基本属于闭门造车，实在有点拿不出手。
2013年，30岁的狱警倪力立来到青浦监狱，大学专业是宝玉石鉴定评估的他，立马被管理玉雕车间的老警察拉了过去，给工作室品牌升级一下。
倪力立只好硬着头皮，先疯狂补习了好几个月，打磨一下自己的手艺。在他的推动下，玉雕工作室加入了上海宝玉石行业协会，每周有了固定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同时工作室的教学方法也在改进，由技术熟练的老服刑人员手把手教新人上手，“我们工作室有个做玉雕11年的服刑人员，各方面技能都已经非常资深了”。
不仅如此，倪力立还联系了自己同济大学的老师，邀请这些教授和玉雕大师到监狱，为服刑人员授课，手把手地教他们如何设计，如何精雕细刻。
说实话，这教学阵容就算在监狱外面，恐怕也少有工作室能够赶得上。
师资如此豪华，教学效果自然不会差。
2013年5月，玉雕工作室的两件作品“童子戏鱼”和“南湖”在上海第五届玉石雕刻“玉龙奖”评比活动中，分别获得银奖和优秀奖。2014年，“莲花童子”获得最佳创意奖。2015年和2016年，共有6件作品分别获得铜奖和优秀奖。
从学习玉雕的刑释人员中，有3人被评为海派玉石雕刻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根据多年的追踪统计，回归社会的近300名学习玉雕的刑释人员中无一人重新犯罪，超过80％的刑释人员仍从事玉雕及相关行业。
这些人里面，甚至有人还开了自己的工作室，并且凭借过硬的技术包揽了崇明岛的业务：“现在崇明岛所有的墙绘、彩绘都是我们团队画的。”
除了海派玉雕，犯人们还有机会在青浦监狱学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松江顾绣”。
学员王竹的作品得到了顾绣传承人朱庆华老师的大力赞扬，并且被松江文化馆收藏。他刑满释放的时候，直接获得了松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颁发的聘书，成为了一名非遗传承人。
之所以有这么多非遗项目参与，跟国家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
2018年6月28日，我国司法部召开全国监狱工作会议，提出以政治改造为统领，统筹推进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文化改造、劳动改造的监狱工作“五大改造”新格局，奋力开创新时代监狱工作新局面。随后，各种各样的“非遗”开始大量引入到监狱的改造工作中。
当然，在此之前非遗传承已经跟监狱劳动改造密切结合在一起了。
就拿福建来说，2021年全省监狱共引进各类传统文化技艺105项，经过对比筛选，确定符合国家、省市级“非遗”项目68项。参与培训的人员包括19个“非遗”传承人集体、75名“非遗”项目传承人、300多名“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专家。
不少非遗技艺因为种种原因面临失传的危险，结果反而在服刑人员中找到了传承人。
除了上海、福建，山东、浙江、河北等地也在大力推广当地非遗参与监狱改造工作。福州软木画技艺、泉州德化陶瓷彩绘、龙岩客家山歌、鲁绣、扎染、浦江麦秆剪贴画、沧州舞狮，越来越多的非遗在监狱里开花结果。
可以说，随着各种手艺参与到全国各地的监狱改造工作中，中国的监狱里确实“个个都是人才”，非遗传承人简直要批量生产了。
无他，因为新中国监狱系统的“劳动改造”绝非一句空话，“坏人”能变好根本上靠的是认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提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那真的是老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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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中央苏区第一所县劳动感化院——弋阳县劳动感化院成立。感化院的监管工作，秉承了方志敏提出的理念：“除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之外，其余的可抓起来集中在一起劳动改造，使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尽管当时战火纷飞、社会动荡，感化院依然在多次工作指示和总结中严肃强调“感化犯人的工作，是劳动感化院的主要部分，应当要特别注意”。
2004年，一封当年苏区劳动感化院犯人的家书被发现。这名叫张有兴的犯人给父亲写信，让其给自己寄送衣物：
父亲大人：
来函给你，现儿在省苏劳动感化院，没有衣物应用，请你替儿送来，现将各样开列如下：
新就(旧)裤里四条、袄棉(棉袄)和加袄裳(衫)挂理乙(壹)件、汗衣叁件、棉裤乙(壹)条，被服乙(壹)双 和棉布袜贰双；洋袜以(壹)双，道(套)鞋乙(壹)双，裁缝加师(家私)乙(壹)父(副)，雨伞乙(壹)把，网良带( 袋)乙(壹)个，及麻(烦)请你替儿执(织)布。但是这多东西架(放)在罗源村苏炳发家理(里)，请你受(收)信后去 那叫人送来，千急(记)千急(记)为要！恳请！
从家书的内容看，这位张有兴最担心的是自己缺衣服穿，而且能够自由与家人联系，这在当时的中国监狱中是独树一帜的。
这一点在毛泽东1934年1月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有体现：
苏维埃法庭一方面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苏维埃对于这些分子绝不应该有丝毫的姑息。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就逮的犯人，却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明令宣布废止肉刑，这亦是历史上的绝大的改革，而国民党法庭则至今充满着中世纪惨无人道的酷刑。
这样的理念不是个人看法，而是党内的共识。
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指明：“犯人之所以甘为犯人，主要是由于社会不把他当人，要恢复他的人格，必自尊重他是一个‘人’始。”
1945年10月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王子宜在第二届司法会议上说：“什么叫犯人？就是普通的人犯了法。但‘犯’字下面还是个‘人’字，因此说，犯人也是人，我们司法工作者，不能把犯人不当人看待。假如不当人看待，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
这样的理念贯彻，就是对待日本战犯也不例外。
从1948年到1952年，中共方面先后逮捕了140名日本战犯，1950年，根据中苏两国达成的协议，苏联政府将969名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移交给新中国政府。
对于这些战犯，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实施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立足于对战犯的教育、改造，使他们低头认罪，改恶从善，重新做人。抚顺管理所对战犯严格实行“三个保障”政策，“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
1956年6月到7月，最高人民法院对曾担任高级职务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反而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严惩。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法庭上表示：“我在中国犯下了人类所不能允许的滔天罪行，请求中国人民对我处以极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后一代。”
除了45人被判刑以及1人病故外外，一千多名日本战犯全部被分批释放回国。
这些战犯回到日本之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并在日本各地建立支部，开展活动反对侵略、揭露战争罪行，其出版的《三光》《我们在中国做了什么》等书籍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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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实现改造的手段，最基本的就是参加劳动。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定》明确指出：“大批应判处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犯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
“三个为了”的监狱工作方针正式确立，将劳动与改造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的惩罚与报复。
在最初推进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生产轻改造，对罪犯搞超体力、超时间劳动的现象。
1964年8月，党中央在批转公安部《关于第六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精神的报告》时明确指出：“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既定方针，即改造与生产相结合，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从此，“改造第一，生产第二”作为我国改造罪犯的工作方针确定下来。
除了劳动以外，中国监狱管理还有一个传承不断的理念——重视教育。这种教育除了前面提到的技术培训，还包括文化教育。
据1945年1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对高等法院监狱的报道，“犯人进监狱，虽然被限制了自由，但就他们所过的教育生活来说，入监狱就是入学。”犯人在狱中有“三大课程”：生活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其中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教识字、讲卫生、学算术、阅书报、写墙报和社会常识等。
1960年，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指出，“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
到2000年底，全国已有96.37%的监狱办成了特殊学校，全国监狱罪犯中累计有 311.6 万余人次获得各级文化结业、毕业证书，有 317.2 万余人次获得各类技术等级证书，取得发明专利项目130 个。
仅仅2018年一年，全国参加文化教育学习的罪犯就有441926人。经考试获得各类文化教育证书的罪犯有115246人。其中获脱盲证25346 人，获小学毕业证48065人，获初中毕业证35116人，获高中毕业证6060人。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单科以上合格的罪犯有19605人。
至于职业培训，2018年实际参加职业技术教育的有457442人，获得职业技能证书的有233714人，获证率为51.9%，出监罪犯获得职业技能证书的有205114人，获证率为72.82%。
这其中，就包含了之前提到的学习玉雕、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犯人。
但是，就算监狱里有合唱团，也不可能让犯人在里面开巡回演唱会。
提篮桥监狱三监区监区长丁俊接受采访时表示：“艺术团的设立是为了让犯人更好改造，达到‘刑期变学期’的目的，让他们更自觉，心态更平和，降低甚至根除违法犯罪可能性。明星光环是绝不存在的。”
至于故意犯罪想要加入合唱团，提篮桥监狱在回应王某行为时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职责是依据人民法院的判决对罪犯执行刑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
同时，服刑人员进入艺术团，不仅仅是基于个人兴趣，而是必须经过一整套科学评估，认罪悔罪是前提，改造思想是核心！对那些前科劣迹斑斑、对罪错缺乏自知自省的，是根本不可能进监狱艺术团的。
所以，像这个屡抓屡犯的惯偷、不思悔改的“窃贼”，有这种进监狱艺术团的想法和行为，无异于“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监狱工作人员费尽心思改造犯人，想要让他们尽快重新融入社会，突然看到这些一门心思想进去的人，不知道会是什么心情。
连不可能打工的“窃·格瓦拉”都开始努力工作了，有各种歪念头的老哥就别再想方设法给监狱管理和劳改工作增加任务量了。
参考资料：
李豫黔：《新中国监狱70 年改造罪犯的成功发展之路》
王雪峰：《作为“历史使命”的改造：源流与价值——建党百年中国监狱工作的特色》
王海鹏：《试论毛泽东改造罪犯思想》
红星新闻：《探访“小偷盗窃10年”想混进的监狱艺术团：职务犯罪不能进》
观察者网：《瓷刻、剪纸、绒绣…服刑人员在监狱里还能学“非遗”》
法制日报：《他带着34名服刑人员雕玉又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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