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登基之初的亚历山大年轻气盛，对解决国内问题满怀自由主义的激情，对于欧洲命运则充满英雄主义的责任感。

第一次改革

他首先着手改造国家。在这方面他倚重身边一批青朋友，包括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维克多·柯别伊、尼古拉·诺伏西索夫、保罗·斯特罗加诺夫，他们组成“秘密委员会”，为亚历山大拟订改革方案。

实事求是地讲，改革的设想在最初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在经历了彼得一世改革和叶卡捷琳娜时期启蒙思想洗礼之后，俄罗斯思想界已基本纳入欧洲意识形态的轨道。

俄国最先进的人物不仅如饥似渴地吸纳启蒙学说，而且几乎与西欧同步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最新学说——自由主义。

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有所不同。其内容包括各项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如人身自由和权利平等，宗教信仰和思想的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出，拥有私有财产，等等。

受法国大革命恐怖行动的刺激，19 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特别强调用改良代替革命。而在俄国，19 世纪头20 年自由主义同样成为社会思想的主要倾向，但是这种思想的载体，并非如欧洲那样是资产阶级，而是自由派贵族。

因为俄国这时仍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资产阶级。身份和立场的不同使得两种理论的侧重点也不同，尽管这种本质的差异被表面的相似遮盖了。

而俄国亚历山大一世的改革以南辕北辙、悖离初衷而告失败，真正的阻力正是来自改革者自身。

秘密委员会成员猛烈抨击农奴制，柯丘别伊和诺伏西索夫将农奴制视为“俄罗斯的奇耻大辱”，可正是这位斯特罗加诺夫，仅在乌拉尔地区就拥有 46000名农奴和辽阔无际的大片领地。

因此，当讨论到解放农奴的具体措施和可能出现的后果时，这些身为地主农奴主的改革者立即退缩了。

柯丘别伊承认，这种该诅咒的制度“是不能轻易触动的”，因为它是现存社会秩序的基础;斯特罗加诺夫一再强调，对于农奴主“不能冒犯，要有所照顾”，要“不知不觉地逐步引导”，对于农奴则要防止他们“头脑发昏”。

秘密委员会成员和亚历山大一世认为，这些措施既不损害地主农奴主的利益，又改善了现状，还有助于形成“乡村小地产”和“自由作者”阶级。其实他们是自欺欺人。

这些措施缺乏可操作性，实际受惠者寥寥无几，直到亚历山大统治末年，全国只有 47153 名男性农奴得解放，仅农奴总数的0.5%;交纳赎金人均396卢布。

在“对丑恶的帝国行政大厦进行改造”方面力度稍大。密委员会成员倾心于英国式君主立宪制，也常常就制定“适合真正民精神的宪法”并重新构建俄国政治体制问题高谈阔论，但他们深知目前在俄国实行立宪为时尚早，因此主要致力于改造俄国政治体制的外壳。

按他们拟定的方案，1802 年重新设立中央八部:陆军部、海军部、外交部、财政部、商业部、司法部、内务部、国民教育部;各部大臣组成大臣会议，沙亲任会议主席并掌握大臣任免:枢密院改组为最高司法机关，负责发布沙皇教令和监督各部大臣，其成员同样由沙皇任命。

“帝国行政大厦”的外确实被刷新了，但“丑恶的”本质一-沙专制---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强化。

在秘密委员会策划的改革中，只有教育改革是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并且具有深远意义的，其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新瓶旧酒。

这充分暴露出秘密委员会成员及亚历山大本人的阶级局限，他们头脑里充满自由主义理想，两脚却始终站在贵族地主立场上。这就是这次改革的实质和失败的原因。

第二次改革

H·C·莫尔德维诺夫(1754-1845)和M·M·斯彼兰斯基 (17721839)是比委员会成员更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尔德维诺夫青少年时期为保罗一世伴读，后任海军部大臣。

他被委任此职乃因曾去英国学过造船和航海，但他实际上志不在此，而在于政治和经济，特别是经济。在英期间他与边沁、亚当·斯密等往来切，后者的《国富论》对他产生深刻影响。

他广泛了解英国社会、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各种理论学说，还访问了美国。当他回国时，已经形成一整套改造俄围的主张。当时大多数人，包括秘密委员会成员均主张，俄国改革的首要目标是解放农奴，而这只能由君主运用专制权力逐步实行。

而莫尔德维诺夫独树一帜，张首先实行立宪，建立贵族代表机构同君主分享权力，以此作为农奴解放的前提。双方就“政治自由(即实行立宪)与公民自由(即解放农奴何者先行”问题开争论。

当然，双方都是空想空谈，无论沙皇抑或贵族,谁掌权都无意、也无力彻底改造俄国。但莫尔德维诺夫的争辩反映出他的立场。

他认为，所谓公民自由，就是保证公民充分享有权利，而公民权利中最重要的是私有财产权，这是公民自由的“第一块基石”。

私有权应当给予所有人，不光贵族，也包括农民、商人和其他资产者，政府应当以立法形式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应当避免任何个人依附于国家或为国家作出牺牲。

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由特别法庭依法裁决，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以取消专制君权为前提。

后来他担任国务会议所属国家经济厅主席，任内采取措施放宽对工商业限制，并提议出政府负责偿还拖欠的国内债务，以示政府维护私人财产权的诚意。

1801年底颁布的、允许非农奴身份者购买土地的法令也是根据莫尔德维诺夫建议。这些言行反映出，莫尔德维诺夫尽管出身贵族，但其思想和立场已经转到新兴资产阶级一边。

他与秘密委员会成员的不同在于，他主张的自由主义不再是激进两空泛的理想，而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的完整思想，而且试图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

斯彼兰斯基比莫尔德维诺夫更进一步，他把思想具化为庞大而详尽的改革方案。斯彼兰斯基是乡村神甫之子，在修道院成长并受教育，本该成为虔诚的神职人员，他却成了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由此可见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著作在俄国传播多么广泛深入，因为斯被兰斯基主要是通过读书形成其思想主张的。

1802 年他担任总检查官A·库拉金公私人秘书，公为其解除献身教会的义务并推荐担任公职，从此斯彼兰斯基凭借学识和才干青云直上，先是被柯丘别伊引进移密委员会，继而得到亚历山大一世赏识，被任命为内务大臣。

1808年他随亚历山大前往爱尔福特同破会谈，被破称为“俄唯一有头脑的人”。

斯彼兰斯基对拿破仑及其创建的“无可匹敌的国家治理制度”也十分钦服，回国后即设想以法国为榜样对俄国政治体制进行“大刀阔斧”、“--针见血”的根本改造。1809 年秋季他拿出了改革方案一《国家法典绪论》，核心内容是建立国家杜马。

在俄国，杜马古已有之。但真正具有现代议会特征、拥有立法权的杜马是1905 年建立的国家杜马，而最初提出建立国家杜马设想的就是斯彼兰斯基。

按照斯彼兰斯基《国家法典绪论》的设计，将由最高权力者颁布法典，把全国分成乡、区、省三级行政区划，把人民分成贵族、中等阶级 和劳动者三个等级，赋予各等级以公民权利。

但只有拥有土地和其他不动产者才享有政治权利，也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司法方面，最高司法机关是枢密院，省、区、乡各设法院:行政方面，沙皇代表最高政权，中央设立各部，省、区、乡设立各级管理委员会。

根据斯彼兰斯基建议，1809 年颁布法令，规定今后宫廷费族只是一种荣誉，不再同时授予官衔:凡欲晋升7品以上官衔者，须持大学毕业证书或通过相应文化考试。

1810年成立国务会议，斯被兰斯基担任国务会议秘书，采取了增加税收、整顿关税、取消铜币等等财政措施。1811 年原政府8 部调整为 11部，重新明确各部职能。与此同时，开始制订《民法典》草案和其他法律。

如果一切按照斯彼兰斯基的方案实行，俄国将逐步成为立宪君主制的、三权分立的国家。

但是实际上这个方案毫无实行的可能。

保守势力强烈抵制，他们不能容忍专制体制和农奴制度受到触动，不能容忍在俄罗斯出现法兰西那样的“犯上作乱”。

他们攻击斯彼兰斯基是“克伦威尔”、“无套裤汉”，“他的书是只潘多拉的盒子，俄国的一切灾难，其源盖出于此”。

他们甚至捏造莫须有的“间谍”罪名，陷害斯彼兰斯基。面对如此强烈的抵制，特别是在拿破仑大军压境、迫切需要全民团结抗战的形势下，亚历山大决定停止国内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