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案件财产处置工作涉及金融安全、经济发展、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如何妥善处置涉案资产，最大限度地保护集资参与人的利益，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高发频发，涉案资产形式复杂多样，法律关系杂糅，关联案件和涉案资产辐射面广，仅靠某地职能部门单打独斗难以化解问题症结。政府往往通过成立协调小组，总体负责财产处置，协调公检法、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开展财产处置工作。但鉴于此类案件可能涉及多地，对于涉案的受害人标准、财产查封与执行等认定互不统一，跨部门协调困难、处置进程步调不齐、资产处置工作难以正常推进，容易出现相互推诿责任、扯皮的现象，从而引发群众上访。因此，专业律师团队介入指导帮助协调小组工作成为必要手段。笔者的律师团队在政府法律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就非法集资案财产处置协调工作路径进行一些研究，希冀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提供借鉴。
一、“处非”协调工作中面临的困境
（一）部门协调联动存在诸多困难
一是关联单位涉及多地市县区，案情十分复杂。非法集资案件的资产特点决定了资产处置的复杂性，表现在资产形式的多元化、涉案资产数额巨大、涉案人数众多、跨区域情况突出，呈现出多形式、多地区、多行业、多领域和分散性强的发展趋势。这就导致各地工作开展步调难以统一，重难点地区工作启动困难。且清产核资、资产追缴、申报核查、资产变现等工作纷繁复杂，程序性、专业性要求很高。二是涉案部门多、工作开展困难。此类案件大多跨地区、跨部门，各单位单打独斗，法律理解、政策解读存有分歧，导致案件查办效率迟缓，协调工作开展困难，综合协调的长效机制很难建立或规范运行。三是指导单位工作职权有限，难以约束督促其他职能部门。通常情况下，开展善后处置工作会专门成立综合协调组，牵头协调处置工作事宜。但因其系临时成立的工作组织，权责不清、职权有限，工作尺度难以把握。个别职能部门对“处非”工作采取逃避或畏难态度，出现各方互相推诿的情况，导致涉案资产处置工作陷入停滞，仅靠一般的工作指导很难督促约束其他职能部门。
（二）司法实践中“处非”案件争议较多且较大
司法实践中，处置非法集资案件的争议较多，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滞后性和被动性。各案不同、标准不一，为满足不同主体诉求，平衡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各地出现了不同的操作模式，政策性色彩较为浓厚。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涉案主体复杂，除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人之外，还涉及涉案亲属、公司高管、员工等，被执行主体不统一，将全部关联案件的涉案财产统一汇总并参与清退，在法律上争议较多；二是刑事判决内容对涉案财产处置不明确，案中涉及的资产是否为违法所得难以界定，认定“受害人”与“集资参与人”的标准含糊，将涉及的资产全部归集处置存在争议；三是处置程序存在缺陷，非法集资案件程序复杂，时间跨度大，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程序中关于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衔接不畅，致使涉案财物得不到及时处置，容易引起受害人上访、闹访等。
（三）“处非”工作对法律专业知识与办案经验要求很高
非法集资案件除涉及刑事法律以外，还涉及经济、金融、地产等领域的政策法规，专业性极强，对专门法律知识和办案经验要求很高，即便是法律工作者也很难对该案进行有效指导，妥善处理好此类案件。因此，该案处理需要经验丰富的司法工作人员，资深的律师团队或研究相关领域的法学专家。政府相关单位仅靠自身现有水平，目前只能从宏观层面协调各家单位，找不准症结所在，客观上很难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案，无法对各地市办案机关作出具体的专业指导意见，不能依法有效督导，导致善后处置工作仍无实质进展。
（四）被上级单位错位问责的风险较大
该案存在问题繁复、办案人员伴有畏难情绪、协调处置机制不健全、案件处理分歧大等诸多困境，势必影响善后处置工作的推进效果。一旦具体执行单位执行不力，出现履职缺位、失位，造成不良影响的，实施责任倒查、问题倒追，极易出现执行单位的责任由协调单位承担的错位问责尴尬局面。
二、非法集资案件善后处置工作要点与建议
基于上述存在的四大问题，非法集资案件善后处置工作首先应全面摸排核查涉案情况，找准问题症结，明确责任主体，有针对性制定协调工作方案。根据方案部署，加强各部门之间协作配合，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同时制定各部门工作任务清单，并依法严格监督考核。指派专业司法人员或者律师团队充实工作力量，补齐法律业务短板。具体实施路径如下：
（一）梳理涉案资产，归类争议范围，明确工作目标。指派专业律师团队梳理涉案资产，到涉案单位查阅包括裁判文书、查封文书、权属证明等案件资料。对案件风险开展逐一对照核查，摸清底数，依法分类涉案资产，归纳争议范围，如可分为主体不明、涉案财产不明、受害人不明等情形。通过全面梳理问题清单，明确争议出现的具体环节，避免执行单位出现“只报告问题不解决问题”的情形，确定执行单位下一步工作要达到的目标。
（二）找准问题症结，制定问题清单，精准指导工作。明确案件信息统计和报送标准，全面摸清辖区内非法集资存量案件。组织专门人员对汇总案情进行认真梳理、确认，对照基层单位报送情况和自身实地调研情况的异同，找准导致工作停滞的症结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关键单位。制定详细问题清单，甄别责任主体，严格监督考核，逐案明确办案难点和主攻方向，精准指导“处非”工作的开展。
（三）明确“处非”工作的执行主体责任以及工作程序，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通过分析问题产生原因，整理任务清单，对症下药。细化工作任务以及任务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将公安、税务、工商、银监、司法等有关部门纳入“合成作战”单元，依法明确各单位具体责任，形成打击合力。最重要的是厘清职责分工，理顺办案标准和工作衔接，加强协作配合，制定高效统筹的工作方案，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
（四）组织各清退部门制定完善的资产处置方案，稳步清退资金，确保社会稳定。根据对案件的深入了解及问题症结的分析，组织有关部门认真研讨，提出“处非”工作的协调方案以及资产处置方案，确保资产处置步骤有序推进。因地制宜，坚持统一与分类相结合的措施。以维稳立场出发，确定跨区域案件的资产处置是一次性处理还是分步骤进行，实现不同区域集资参与人公平受偿，维护社会稳定。
（五）严格落实协调、处置方案，有序指导推进“处非”工作进程。相关单位要按照制定方案及时启动处置程序，务必明确具体工作措施和时限要求，定期由专业律师团队评估处置效果，夯实每一阶段工作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针对推诿扯皮现象，明确主体责任。迅速确定先行解决问题的责任部门，实现责任归属零真空。针对确实难以明确办理部门或无法解决的疑难复杂事项，组织行业专家进行专题研讨，由律师、专家等提供相关应对建议。
（六）建立工作日志，严格监督考核，压实主体责任。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建立工作日志，记录工作进展并定期监督，提升“处非”工作质效。同时实行目标责任制，将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内容，组织专业律师人员提供具体考核意见，明确考核量化指标，压实主体责任。对责任不落实、组织不到位、处置不及时等工作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也避免了问责错位的情形发生。
（七）综合考虑社会舆情，共同做好风险防控与矛盾化解工作。一是组织各部门制定完善的应急处置预案，尽量减少不明人员牵头聚集、私下串联、围堵闹访等事件发生。二是规范告知内容，统一答复口径，畅通沟通渠道，及时通报案件进展和受害群体的最新动态。在答复口径上，党委政府和公检法各家要统一规范、有理有据，避免使群众感觉到推诿扯皮。三是加强舆论引导，澄清不实新闻报道，建立个人诉求反映渠道，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处置非法集资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性工程，应当从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加大防范和处置力度,建立和完善长效运行机制。建议聘请专业律师团队提供指导与帮助，从法律层面释法明理，制定科学有效的财产处置方案。同时律师团队自身也要致力并深耕于此类案件的研究，除了专业的法律素养，还应当具备政治敏感性，提高政治觉悟，树立大局意识，灵活运用政策，与政府各部门形成高效协调联动机制。通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等措施,多措并举、齐抓共管，讲究执法策略、方式、尺度和时机,组织各职能部门依法合理制定涉案资产的处置政策和方案，最大程度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群访闹访”现象。力求处置与维稳并重，努力实现法治效果与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作者简介
马俊律师，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大成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山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兼职导师，长江商学院EMBA37期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