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办案发现，当前建筑业市场总体竞争有序，但因“黑白合同”、挂靠、无权代理等情形发生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仅易造成合同双方利益损失，而且如果房地产等项目因案被查封、保全的，极易损害众多购房者利益。2023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共办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2552件，同比上升17.8%，在所有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案件类型中位居第2位。
一、“黑合同”易引发工程款争议。实践中，部分发包人与承包人为规避监管、缴税等，选择签订俗称的“黑白合同”。“白合同”即中标合同，是双方根据中标文件签订的备案合同；“黑合同”则是变更中标文件记载的工期、价款、工程质量等实质性内容的施工合同。个别建设工程中，因存在明招暗定、轮流坐庄、围标等行为，双方签订了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两份或者多份“黑合同”，这些合同依照法律规定均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可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承包人。但实践中，对于存在多份无效合同的，应当以哪一份合同认定工程价款，易产生争议。如，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甲公司承建乙公司办公楼，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甲公司施工，乙公司支付部分工程价款。后甲、乙公司补办建设工程中标手续，根据中标材料新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进行备案。双方因工程款发生争议诉至法院。法院认为，两份合同因违背招投标法和建筑法均无效，但后签订的合同经过了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并已备案，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作为计算案涉工程价款的依据。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甲公司按照先签订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和计算标准要求乙公司付款，说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先签订的合同，更符合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法院再审依法判决认定，两份合同均为无效合同，双方实际履行了签订时间在先的合同，该合同更符合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应依据该合同结算工程款。
二、挂靠等情形易导致难以确定付款主体。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关系复杂，涉及工程总承包、劳务分包、转包、借用资质挂靠经营等不同情形，一旦出现工程款纠纷，付款责任主体难以确定，增加当事人讼累和维权成本。如，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甲公司承包乙公司某项目工程，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古某作为甲公司签约代表在协议上签名。后古某又与甲、乙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工程款由古某收取，涉案工程实际由古某承建。因乙公司未足额付款，古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乙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甲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认为，甲公司将承包的工程转包给古某施工，甲、乙公司应共同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向古某支付欠付工程款。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古某和甲公司系挂靠关系，古某可依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取得工程款，该协议明确约定乙公司是付款主体，甲公司没有付款义务。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法院再审依法判决认定，古某与甲公司就涉案工程形成挂靠关系，不是工程转包；对乙公司欠付古某工程款，被挂靠人甲公司不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三、无权代理易侵害承包人合法权益。建设工程领域中，转包、分包、挂靠等较为常见。有的实际施工人未取得承包人或被挂靠人的代理权，擅自以其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易导致承包人或被挂靠人被动陷入诉讼纠纷。如，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案件中，甲公司承建某集团公交站场工程，双方签订《公交站场工程施工合同》。甲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乙公司，乙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周某任法定代表人的丙公司。施工过程中，周某以甲公司名义向丁公司购买钢材，但购销合同未加盖甲公司公章，仅由周某签字。后丁公司未收到钢材款，向法院起诉。法院认为，丁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周某拥有甲公司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甲公司应支付涉案钢材货款。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涉案购销合同并无甲公司公章，周某无授权委托书、更非甲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项目经理，不符合成立表见代理的形式要素；丁公司未对周某及收货人员身份进行核实，诉前也从未与甲公司发生直接关系，其行为存在过失，并非善意。因此，周某的行为对甲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为无权代理。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认定甲公司不承担涉案钢材付款责任。
针对上述问题，检察机关加强类案监督，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发布典型案例、普法宣传，推动有关单位规范建设工程项目招投标行为、施工行为，推动有关部门严肃查处“黑合同”，以及转包、违规分包、肢解发包等违法行为，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检察机关建议，各建筑市场主体应当严格内部合规管理，规范印章使用、项目人员管理和财务管理，在对外签约及履行合同过程中，注重审查对方主体资格及资质、签约人员身份及权限，及时收集施工资料。对涉及工期及设计变更，或者涉及工程量增减事宜的，要注意完善手续、保留证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