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个关于一位聋人女孩怎样努力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准律师的励志故事。事实上，推动她“破圈”的，还有那个因“太过安静”而被遮蔽的现实——中国两千多万聋人对于“无障碍法律”的需求。她出现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如何去打破聋人社会闭环的“谋划”。
“怎么办？”
“我写不好”，“视频”。
三天里，有二十几个聋人加了谭婷的微信，还有很多人通过短视频平台私信她。他们目的相同，都是希望有人能告诉自己该怎么办。
谭婷边点开视频，边把手机摆在右手边的银白色手机支架上，那是她工作中除了电脑和手机之外，最重要的设备。
视频中的人跟谭婷比画了几下手语，就把手机递给了旁边那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男人。很多时候，这个“可以给聋人做法律咨询的人”都是由一个聋人介绍给另一个聋人。年轻男人侧坐在床上，用手和上半身模仿着摔倒的动作，接着又焦急地用手指着牙齿。
他告诉谭婷，自己是一个聋人骑手，在送外卖的路上，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在他旁边摔倒，摔坏了牙齿，可是他并没有碰到她。后来交警来了，但因为他是聋人不好沟通，事情的经过都是由那个女孩讲的，最终，他被要求付给女孩2万块医药费。
“我没有这么多钱，该怎么办？”
谭婷跟他说，要和听人律师(注：听人、健听人，是聋人对听力正常的人的称呼)沟通一下，看看怎么解决，比画了一个“ok”的手势后，按掉了视频。他们很少在视频里寒暄，有时来咨询的聋人比较急，开了视频，问题就直接涌进来。
对于这种“直接”，谭婷很熟悉，这是聋人之间惯常的方式——当一个聋人对25岁的你说“你看起来像30多岁，特别老”的时候，并不代表他对你不喜欢或是不尊重，而是他真的这样认为。“聋人的认知黑白分明。”谭婷说。
也有聋人会突然“空降”到谭婷所在的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一个聋人找到她说，自己到成都去见一个网上认识的听人女孩，见面后，女孩让他出钱陪她吃喝玩乐，还让聋人给自己买了金项链。当他觉得不对劲，想拍一下女孩的身份证时，她找来自己的同伴，骑着摩托跑了。
实际上，这是谭婷花了很长时间，才捋清楚的事情经过。实际的沟通过程要曲折、漫长得多。光是为了搞清楚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谭婷就反复确认了许多次：
“你和这个女孩是恋爱关系吗？”
“不是。”
“你们两个是朋友吗？”
“不是。”
……
如果直接问：你们是什么关系？聋人不易准确理解。她只能通过不断地推测、提问、排除，才能找到答案。这也正是手语表达的特点——抽象，需要联系上下语境才能理解，“就像普通话里有多音字一样”。
谭婷在特殊教育学校里学的是“汉语手语”(严格遵循汉语表达的语序，相当于“普通话手语”)，有些聋人使用的“自然手语”(不遵循有声语言的语法，而是通过手势、表情的变化来传达意思的语言，是聋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言”上的差异)她看不懂，手势和语序都和她学的手语不一样，要一遍遍猜测、核对。
哪怕把事情经过写出来，聋人与听人的沟通也存在障碍。在咨询中，谭婷发现原来很多聋人不识字，或是只认识很少的字。
“说了很久很久”后，谭婷才理清楚事情的经过。在她的协助下，律所的听人律师帮这个认为自己被女孩骗了的聋人写了一份递给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
视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进来，有一些问题被解决了。曾有一个聋人找到谭婷，说自己明明被别人抢劫了，却被定了寻衅滋事罪。他想跟警方解释清楚事情的经过，但因为看不懂警方请来的翻译使用的手语，他没办法跟对方讲明白。谭婷帮他写了一份说明事情经过的自述材料，让他自己交到公安机关。后来，他告诉谭婷，抢劫他的那个人被认定为抢劫罪了。
还有许多问题在等着她。又一个聋人的视频电话打进来，他告诉谭婷，自己因为帮别人去刷卡取钱，而被“莫名其妙”地定为诈骗罪。警方给他请了手语翻译，但他同样看不懂对方的手语。
很多时候情况紧急。一个聋人男孩被一个女孩借钱后不还，那笔钱是父母给他读大学的学费，学校一直在不停地催他缴费。情急之下，他想去报复那个女孩。但他想到的报复方式是——跳楼自杀，“我自杀了，她就会因为我的死而承担法律责任”。
“不会！”谭婷对男孩用力地比画着手语。男孩好像突然明白过来，跟她说：如果你没有跟我把这些说清楚，我真的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对于听人来说，法律是维权的武器，但对于聋人而言，很多时候法律还较遥远。一个聋人对谭婷说，自己被丈夫家暴，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后，法律援助律师却告诉她“败诉了”，她不解为何会败诉。谭婷看了文件，发现上面明明写的是“撤诉”，问她：“你为什么想离婚又撤诉？”女人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不识字，她不知道怎么去和给她撤诉的法援律师交涉。她跟谭婷说，自己的结婚证也是别人给办的，她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听人。
从“象牙塔”走出来后，谭婷才发现，聋人世界更深处的那些原本与她隔绝的存在，正在通过一个个求助朝她涌来。
“中间人”
“你是站在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中间的那个人。”谭婷从没想过高中班主任当年对她说的这句话，会像预言一样，切中了她的当下。
谭婷原本想要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从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成为一名特教老师。但2017年大学毕业时，她没有找到聋人特教老师的工作。巧合的是，这一年，律师唐帅面向各大高校发布了专门“招聘聋人”的启事。谭婷和另外4个聋人本科毕业生，被唐帅选进了律所。那时，谭婷从新闻里知道，唐帅是那个可以帮聋人打官司的“中国首位手语律师”、“很多聋人都来找他”。但她不知道的是，唐帅对这5个入选者有着“前无古人”的要求——成为律师。
“虽然你听不见，但因为你是后天失聪，你还可以说话。”这是谭婷的高中班主任之所以认为她是“站在聋人群体和听人群体中间的那个人”的原因。事实上，在唐帅对高校聋人毕业生的招聘中，谭婷的“中间人”的能力确实成为了她被录取的重要原因。
“和我沟通时，你要多说，不要用手语。”唐帅希望谭婷能恢复说话的能力——8岁失聪后，因为听不到，谭婷很少再开口说话，声带慢慢退化，这使得她每说一个字都要很用力，发音也把握不准。
在谭婷2020年底成功考过司法考试成为“国内首位聋人准律师”后，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来，“聋人可以做律师吗？”“聋人律师怎么去开庭辩护？”谭婷也在想：“是啊，我听不见，怎么开庭呢？”当她真正进入聋人世界的法律“洼地”后，她发现，这里迫切需要的，远远不止于一个可以给聋人开庭辩护的律师。
民政局里，一对聋人夫妻想要离婚，但由于女方不能说也不会写，工作人员认为她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无法办理离婚手续。谭婷到民政局去帮忙翻译，但因为当时没有考手语翻译资格证，她的翻译无效。
男方因为一直离不了婚越来越急，对女方比画着手语责备，女方急哭了，谭婷也哭了，“明明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就帮不了他们？”后来，一个有手语翻译资格证的学姐来帮忙，但因为她使用的是“汉语手语”，与聋人的“自然手语”对不上，在谭婷的又一重翻译下，两人才终于离成了婚。
进入律所工作后，谭婷才知道，原来聋人群体里有很多人不识字，且只会“自然手语”。他们看不懂电视新闻的字幕，也看不懂屏幕右下角方框里的“汉语手语”。
聋人所面临的法律鸿沟更超乎她的想象。一个聋人女孩的妈妈找到唐帅，这个聋人女孩因涉嫌盗窃罪被检察院审查起诉，但妈妈却坚持认为她是冤枉的。接了案子，调取证据材料后，唐帅看到上面写着：我承认，我盗窃了，我偷了一个手机。但在重看审讯的同步录音录像时，唐帅看到这个聋人女孩用手语比画的却是：我没偷，我绝对没偷。
由于司法机关聘请的手语翻译使用的都是“汉语手语”，在与使用“自然手语”的聋人的“对话”中，双方常常是“鸡同鸭讲”，而在一些情况下，因为利益，手语翻译又往往会把这个秘密包住不讲。为此，唐帅曾呼吁建立全国手语翻译协会，规范和监督各类诉讼中的手语翻译。“聋人刑事案件最终的审判者不是法官，也不是检察官，而是手语翻译。”
刚开始给聋人做咨询时，很多法律问题让谭婷手足无措。有一次，她被问题急哭了，躲进律所一个没人的隔间里。那天，她发了一条朋友圈：“看见无数只眼眸将祈求的目光投向我，而我却是那么的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原来，这种感觉比我自己行走在艰难困苦面前更难受……”
“好好地学点法律知识！”她对自己说。通过司法考试，是她迈过法律专业门槛的第一个台阶，她考了3年。2018年，差10分，2019年，差4分。
其他的小伙伴陆续离开了，有的人因为家庭的要求，有的因为负担不了这些“负能量”。谭婷也迷茫。她能坚持每天从早上6点学到晚上10点，可以在连搞懂“法人”这个最基本的用语都需要几天的时间坚持下去，可以在看书看到“晕字”、学到干吐的时候也没放弃，但她和唐帅都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能考过，以及她究竟能不能坚持到考过的那一天。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来了。2020年，母亲患癌住院，谭婷要放弃第三次司法考试去照顾母亲。这对唐帅而言也像晴天霹雳，这意味着他从2017年开始谋划的“聋人律师计划”可能面临搁浅。当时，他已经招了30多个聋人大学毕业生，最终留下来的只有2人。
唐帅也迷茫。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聋人律师计划”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但他又觉得非如此不可。每年，唐帅所在的律所都要接手上百件聋人的案子，以及不计其数的法律咨询。
他起初的办法是，培训律所里的听人律师学习手语，但投入了时间和资金，“半年后，我回来一检验，没用”。虽然他自己是听人，但因为父母是聋人，他具有其他听人所不具备的与聋人沟通的优势：会各地的“自然手语”、理解聋人的思维方式，而这也是听人“手语律师”很难被复制的关键。
2018年前后，因为帮聋人打赢了“包坚信等十人非法吸收存款”的案子——三年间，包坚信等人设立公司开发理财产品，通过宣传残疾人互帮互助、投入少、回报高等内容骗取信任，向27816名残疾人吸收存款6.12亿元——唐帅因“中国唯一手语律师”而名声大噪。他也成为了一个切口，人们因为他而看到了一个几乎被隔绝在法律之外的聋人世界。
被看到只是第一步，唐帅还在谋划着下一步——怎样消除这种隔绝。培养听人律师学手语失败后，唐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条“无中生有”的路好像走不通了。晚上睡不着觉时，他从一部纪录片中得到启发，决定去培养聋人律师——或许他们能成为打通这个障碍的“中间人”。第二天他就向全国发布招聘，招收本科毕业的聋人来学法律。
在旁人看来，这个想法看上去理想化，甚至不切实际。但他觉得，解决中国两千多万聋人群体法律需求的不可能是一个或两个人，它需要一个“体系”、“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完成。聋人需要“破圈”才能融入，否则只能一直困在自己的闭环里。
为了让谭婷继续考试，唐帅想了各种软硬兼施的办法：给谭婷的妈妈捐款，解决她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让一起在律所上班的谭婷的丈夫给她更多的照顾和开导，多给她制造一点浪漫，让她开心一点；给谭婷“灌鸡汤”；甚至有几次谭婷哭着来找他的时候，还没进门，他就把她“骂”了回去。“她一来，我看她表情就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彻底地跟这个东西永别，我告诉她不可能。”
“一头驴子”
“用我妈的话来说，我就是一头驴子。”埋着头使劲走路，是谭婷给自己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唯一的办法。失聪后的20年，“驴子精神”确实带着她走出了低谷。
8岁那年，在大凉山上小学二年级的谭婷，在当地用银针治疗中耳炎的过程中，听力一截一截地消失，“世界突然变安静了”。父母送她回学校上学，但学校不收聋人，他们那时也不知道有特殊学校招收聋人学生。听不到又辍学的5年里，谭婷的世界变成了“孤岛”。
看着别人每天背着书包去上学，谭婷把家里的新华字典找出来，一页一页地认字，认识的就跳过去，不认识的就看拼音和解释。但因为只有小学二年级的词汇基础，很多字词的解释她也看不懂。照着字典学写字时，有时也会把字学错了，很长时间里，她都把“原谅”写成“原惊”。
因为母亲不识字，她只能通过写字和小学没毕业的父亲沟通，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失聪后，父母会耐心地和她说话，借钱带着她到昆明、攀枝花、西安等地方去求医。她常常想，父母之所以走得这么早，是因为他们为自己和弟弟付出了太多。在谭婷还在读书时，父亲肠胃就出了问题，他不愿去医院，只随便买了点药吃，后来父亲查出了肠癌，在谭婷大三时去世。
谭婷13岁时，父母听说距大凉山5个小时车程外的西昌有可以让聋人上学的特殊学校。于是，谭婷开始继续读起了小学二年级。她想把5年辍学的时间赶回来，也想给家里省几年上学的费用，就申请从二年级跳到了五年级，每年只回家两次。
复学后的日子，只有学习。这似乎是她唯一能抓住的从“孤岛”再次接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她对自己的要求近乎偏执。跳级不久后的一次期末考试，她的数学考了七八十分，她难过得一直哭。数学老师为了安慰她，把卷子上的成绩改成了“100”，并在旁边附上“非学生独立完成”。谭婷看到后哭得更凶了，“我又不是怪她，是怪我自己没有考好”。
到西昌特殊教育学校上学后，谭婷仍悬着心。那时学校刚建不久，只有一年级、二年级和五年级，她担心自己后面还是没学上。六年级时，谭婷转到了乐山特殊教育学校，看到那里有高中后，她才“放心了”。而事实上，还没到高中，谭婷身边大部分的聋人同学就离开了学校。
读到高中，整个年级包括谭婷在内只剩下4个学生。跟那些希望女儿早早嫁人的父母不一样，谭婷上初中时，父亲就对她说，要学会独立。没读过书的母亲也有自己的主见，当周围的人都认为女孩结婚彩礼越高越代表女孩优秀时，她说：又不是卖女儿，只要她过得幸福就好。她告诉谭婷：“努力考大学。”
2013年，谭婷考上了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是高中那仅剩的4个聋人学生里，唯一考上本科的。但这并没有让她获得旁人想象中的那种幸福感，她觉得那是许多的苦和心酸换来的，更何况，没人能知道她的未来会怎么样。
学习仍是她紧紧抓着的稻草，“我知道学习可能不会把你带到人生的巅峰，但是它可以确保你不会跌落低谷”。慢慢地，那个埋头走路寻找曙光的“驴子”的身上开始有了光亮。
“奇迹”与空白
向上汇报工作时，唐帅加重语气说：谭婷能通过司法考试，是一个“奇迹”。他希望这个奇迹能得到重视，但又不想让人们囿于它，“不应该归于神话的概念”，或是一个短暂的“励志故事”。
他想让这个结果成为一颗“原子弹”，倒逼社会改变认知——聋人可以学法，也可以参与到公共法律服务中去。
这种“可以”不只是机会层面的，更是一种需要。
“我们全国现在没有一所高校招收聋人大学生学法律，没有，学法学医的都没有，我觉得这是教育体系的一个缺陷，也是导致聋人社会形成闭环，恶性循环的主要因素。”唐帅说，“因为健全人没有对聋人社会的相关人才输送，聋人也没有培养相关的职业人才，这就导致(针对聋人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就是空白，是一个不可去逾越的魔咒。”
有聋人来求助唐帅时，不叫他“唐帅”、“唐律师”，而是称呼他“唐法师”。唐帅所在的重庆华代律师事务所，很多时候也并不像一个律所。前来找手语律师的聋人来自全国，除了法律咨询，有些聋人看病也会来这里找人帮忙翻译，想把房子过户给自己的孩子也来这里求助，甚至还有聋人来这里找工作。
在唐帅看来，当下聋人群体的法律意识“几乎跟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差不多。该怎么结婚、离婚，这些基本权利，这些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比较遥远”。
唐帅总跟谭婷说，不管你以前怎么样，你现在一定要多跟基层的聋人接触。他知道谭婷作为“我国首位聋人律师”将会面临怎样的光环和荣誉——就如同这些年来他自己所遇到的那样：
作为“中国手语律师第一人”，唐帅接受过300多次媒体采访，他自嘲为“网红”。2018年12月，他被评为“CCTV年度法治人物”。也是从那一年开始，唐帅收到了北京和深圳抛出的橄榄枝，前者可以让他“往更高的地方走”，后者可以让他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
他留在了原地。
然而，自他2012年成为律师以来，“聋人的案子接得越多，亏得就越多”。他打开手机聊天记录——近期他接下的一个内蒙古聋人的刑事案件，收费15000元；另一个湖南娄底的聋人案件，收费18000元，均难以覆盖成本。再加上给聋人做线上、线下的普法、咨询，以及培养聋人律师，唐帅的财务亮了红灯。
从2018年至今，唐帅陆续抵押了自己和父母的房产，以及公司的写字楼。由于去年新冠疫情给律所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今年，他和同事们“疯狂地”去各地寻找听人的案源，让律所进入良性循环。
谭婷“破圈”后，这场关于打破聋人社会闭环的“谋划”又有了些进展。2021年1月10日，唐帅与西南政法大学合作开设了“卓越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实验班”，计划每年在新生中遴选 40 名学生，培养一批既懂法律又懂手语、能够直接为聋人提供法律手语服务的专门人才。课程包括法律手语、手语应用，以及聋人在具体诉讼当中的司法实践应用等，唐帅是授课教师之一。2021年9月份，该班也将招收第一批聋人大学生学习法律。
唐帅最近还在想另外一件事：“你培养这一批人才，少则4年，多则6到8年，这期间聋人面临的法律问题怎么办？”他试图提出另外一个建议，“可以效仿杭州互联网法院的模式，在某个法院设立‘聋人审判庭’，用来审理全国的聋人案件……”
而那个“中国首位聋人律师”谭婷呢？她每天仍忙于聋人的法律咨询和普法。现在，他们的普法阵地从APP、公众号移到了聋人更集中的短视频平台上。在自己最近录制的手语普法短视频里，谭婷特意给自己配上了声音——用剪辑软件将字幕转换成卡通人物蜡笔小新的声音。
“为什么要把给聋人看的手语视频配上声音呢？”
“让世界发现我们不是更好吗。如果我给你看一个手语视频一点声音都没有，你啥子感觉嘛。”谭婷摊开手说。
文/本报记者 计巍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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