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5日，卓长仁、安卫建、姜洪军与几名同伙在万里高空，用手枪对准了中国民航296号客机机长王仪轩，此时飞机上已有两名机组人员遭受枪伤。胁迫之下，这架原本计划从沈阳东塔机场飞往上海的飞机迫降于韩国春川军用机场，飞机上共有105人，其中机组人员9人，乘客96人，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一时间，举国震动，此案被称为“中国劫机第一案”。
4支手枪及30发子弹全部丢失
1983年5月5日，星期四，早上6时30分，沈阳体育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安国瑞像往常一样，走到书桌前打开收音机，准备收听早间的全国新闻节目。就在这时，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上的字迹告诉他，信是儿子安卫建写的。他颇感诧异地把信打开，只见里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爸爸妈妈：我到远处做生意去了。永远忘记我吧，就当你们没有我这个儿子。”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安国瑞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学院院长。
安卫建是学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任职期间曾因盗窃、持枪斗殴和流氓等行为，数次被警方拘捕。那么，他这次的不辞而别会不会是又一次犯罪行动的开始呢？这个可怕的推断让院长也陷入了极度不安。他立即找到学院保卫处副处长栗增洪，让他马上检查一下存放在保卫处保险柜里的枪弹是否安在。检查的结果令人大惊失色：存放在其中的4支手枪及30发子弹全部丢失!
他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保卫处的另一名工作人员、安卫建的密友姜洪军也同时失踪！姜洪军和安卫建一样声名狼藉，也曾有过数次被警方拘捕的不良记录。情况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栗增洪立即带人赶往火车站查找二人去向，但却一无所获。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失，通过各种途径展开的查找也都毫无结果。上午9时10分，学院决定向警方报案。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区公安分局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派警员赶往现场进行勘察。
就在警方对安卫建、姜洪军失踪以及丢枪事件进行调查的同时，另外一起投毒案又出现了。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侯鹏向警方反映：“早晨8点多钟，我在办公室里沏了一杯茶，喝的时候感觉很苦，就将茶水倒进痰盂里。随后发现茶叶盒里有白色粉末。”此后，体育学院保卫处的李茂德也在茶叶里发现白色粉末，经过公安机关检测，这些白色物质相当于三四级氰化钠。氰化钠为烈性毒物，成人的致死量为0.15至0.25克。
此时的沈阳体育学院乱作一团。10时整，案情被报至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11时40分，市公安局向全市各大车站及交通要道安保部门发出了对安卫建、姜洪军等人的通缉令，同时立即派警员赶往东塔机场截堵嫌犯。
但是，当警员赶至机场时，安卫建、姜洪军和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汽车计划员卓长仁、王彦大、吴云飞、高东萍（女）共6人早已登上了由沈阳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恶性劫机案已经在渤海湾上空发生了……
保全乘客的生命
1983年5月5日，296号航班将要值飞沈阳到上海的航线，这是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飞机。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3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296号航班机长叫王仪轩，1940年生，时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飞行大队长。
296号航班原定是8时20分起飞的，但是王仪轩上了飞机以后，检查了一下，发现有点故障。于是，王仪轩决定暂停起飞，请地面人员做进一步检查。飞机打开舱门以后，机组有人从飞机上走下去。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小插曲曾经让卓长仁等几个劫机犯异常紧张，他们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大约10时半左右，故障被排除了，10时49分，飞机正式起飞。
296号航班的机组人员一共有9个，除了3名乘务员，另外6个人都在前面的驾驶舱里：飞行的有2个，王仪轩、和长林，还有2个领航员、1个报务员和1个机务人员。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机组人员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王仪轩就对机组里暂时没有事做的领航员王培富说，你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等咱们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
王培富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就说：“后面第三排的那6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不老实，一直在嘀嘀咕咕的。”王仪轩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因为在那之前一年，发生过一起未遂劫机事件，民航局里的领导反复告诫机组人员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在飞机上还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
大家把工具拿出来以后，王仪轩又嘱咐把门锁上。突然，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响了，这是机组人员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了的，一旦她们发现有情况的话，马上按警报铃，驾驶舱里的人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情了。
王仪轩听到警铃的同时枪声就响了，枪是往驾驶舱里面打的，因为门是锁着的，外面的人进不来，劫机犯就往里面打枪，大约打了十来发子弹。子弹落到了王仪轩的腿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驾驶舱里全都是烟，还有木头屑子。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就是打不开，最后他们用脚一踹，门开了。劫机犯冲进驾驶舱后，开枪打伤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
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驾驶舱里原来有六个人，只剩下了王仪轩、和长林两个人。这时，几个劫机犯全进来了。其实从他们打枪的时候开始，王仪轩、和长林就一直在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让劫机犯难受，干扰他们的劫机行动，结果晃了半天也没管用。为首的劫机犯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王仪轩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48度！汉城（今译首尔）！”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王仪轩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王仪轩想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有准备！他懂行！这个人就是卓长仁。后来王仪轩才知道，卓长仁上过航校，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
296号航班本来就在紧急下降，卓长仁一推驾驶杆，飞机就下降得更快了，实际上已经是在往下急速俯冲了。为了避免机毁人亡，王仪轩赶快向上拉，296号航班在经过了一阵剧烈颠簸之后，终于重新恢复了平稳，王仪轩浑身都湿透了。然而，驾驶舱里的局面已经完全被劫机者所控制。
在这个过程中，报话机里一片嘈杂，地面沿海一带的机场都在向296号航班喊话，因为报务员王永昌在卓长仁他们闯进驾驶舱以前向地面喊了一句：“有人劫机！”这句话沈阳、大连一带都能听到，所以地面的人都在找飞机，里面都叫乱了！王仪轩当时一直在驾驶飞机，根本不能分神，也不能动，连头都不能回，所以也没办法和地面通话。卓长仁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很快就破坏了通讯系统，中断了飞机和地面的联系。这样一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由机组人员自己想办法应对了。
此刻，卓长仁的手枪就顶在王仪轩的头部。王仪轩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拖延，他只知道，接下去的一切，都将取决于他在这段不确定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同地面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他也不可能和副驾驶有任何交谈，他只能独自完成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和劫机者同归于尽，还是尽最大的可能保全乘客的生命？
王仪轩把飞机重新拉回到安全高度，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北飞15度，那是大连方向，他想首先争取到大连落地。于是，他就趁着拐弯的时候让飞机掉了个头，从罗盘上看，148度和15度在不懂行的人眼里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至少有的罗盘看上去差不多，因为飞机上有好几个罗盘嘛！
飞机向北15度大约飞了一分钟，卓长仁发现了，他说：“不对！不对！148度不是往北，是往东南飞！” 卓长仁拿枪不断地敲打着王仪轩。
王仪轩只好稍稍向东调整了一下飞行方向，但卓长仁还是不停地说：“不对！不对！往东飞！继续往东飞！往左改！再改！” 王仪轩又改了一点，心里想，大连去不成了，就准备去丹东吧！就这样，飞机往丹东的方向又飞了一两分钟。卓长仁发现方向还是不对，又说：“不行！再改，再改，再往东边改！”这样一改，就真是往东飞了。往东飞就是对着朝鲜平壤那个方向去了，王仪轩心想也行呀，如果不得不出境的话，能飞到平壤落地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就这样，飞机往东飞。半路上，卓长仁把伤员擦血的毛巾拿过来放在了操作台上。卓长仁警告王仪轩说：“你要不听我们的话就是这个下场，咱们同归于尽！因为我们要是不在汉城落地，回去肯定被枪毙，前面那几个人不是都被枪毙了吗?所以你必须听我们的！”
在飞行过程中，王仪轩用余光打量了一下卓长仁，卓长仁戴着眼镜，长得黑乎乎的，是个黑大个儿。王仪轩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卓长仁说：“你别管！我是老大，你以后叫我老大就行了！” 王仪轩又问：“你是什么单位的？”卓长仁说：“我是政府机关的，人家都叫我汽车大王，什么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汽车都是我给买的。”
飞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平壤境内，王仪轩发现了一个机场，准备降落。但是卓长仁不让，他用枪逼着王仪轩，“拉起来！往南飞！再不拉起来我打死你！”
把飞机重新拉起来以后王仪轩就想，接下去该怎么办？按照当时的政策，一旦遇到了劫机事件，机组首先要做的是迷惑对方，如果迷惑不成的话就要搏斗，搏斗还不成，那就要当“一发红色炮弹”了，也就是要机毁人亡了。但飞机上有一百多人。王仪轩想，到韩国就韩国吧！先落地把人保住，然后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只飞了很短的时间，飞机就过了“三八线”。一过“三八线”，韩国方面的战斗机马上就围上来了。
此时飞机已经能看清地面的情况了，所以王仪轩就让和长林赶快找机场。他趴在驾驶台上向下看了一下说：“那儿有一个小机场！跑道好像是沥青的！”然后飞机掉头准备降落。后来才知道，那个机场是美国的一个专门起降直升机的机场，跑道很短很窄，根本不适合起降客机。三叉戟的跑道最短也要2000米长、45米宽，可是它这个跑道只有1260米长、25米宽，更何况当时飞机还是顺风，所以飞机停下来需要更长的距离。其实比跑道还危险的是机场周围的地形，这个机场三面环山，而且山很陡很高，只有一个入口，如果不从这个入口降落而是从对面降落的话，飞机的落地点起码要在跑道中间，那后面的跑道就太短了，飞机肯定冲出去了。王仪轩凭着高超的飞行技术，一进跑道就落地，飞机接地后马上踩刹车，然后拉反推、反喷，飞机就停住了。
飞机停稳后王仪轩看了一下时间，下午1时15分，就这样，296号航班闯进了汉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镇——春川镇。
飞机在春川一降落，便被飞驶而来的美军卡车团团围住，卓长仁荷枪实弹出现在舱门口，大声要求会面“台湾驻韩国大使”，否则机上乘客将被继续扣押。
飞机降落后，六名罪犯武装控制飞机和人员近八个小时之久，最后向韩国当局缴械，机组和旅客才摆脱人质状态。
韩国春川的雾凇美景
随后，296航班所有人员被转往汉城，韩国方面表现出了很大善意。
中国外交部接到通知后，随即向韩国提出请求将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机组人员和乘客交给中国民航当局，并将劫机罪犯引渡给中国处理。经外交部与韩国代表谈判，签署了一份关于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问题的备忘录。
5月10日下午，全体中国旅客和九名机组人员回到上海。回国人员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时，受到200多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民航总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均前来接机。
一位旅客在下飞机时对媒体说：“在汉城，有人问我们愿意到哪里去？我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国！”
最终步入刑场
“5·5”劫机事件发生后，很快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卓长仁劫机用的手枪和子弹是怎么带上飞机的？经调查发现，同机的劫机女犯高东萍的父亲是沈阳军区副参谋长，高东萍把手枪和子弹藏在她的化妆盒里，以她高干子弟的特殊身份，走免检通道把手枪和子弹带上飞机的。
1983年12月20日，韩国汉城高等法院以航空器运输安全罪判处卓长仁有期徒刑六年，姜洪军和王彦大有期徒刑五年，安卫建、吴云飞、高东萍有期徒刑四年。
过了不到一年，1984年8月13日，韩国方面宣布对卓长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驱逐出境”，并于当天将他们送往台湾。
身为劫机主谋的卓长仁不顾在沈阳已有妻室，于1988年与当年一起劫机的高东萍在台湾结婚并育有两个儿子。卓长仁元配后来虽跨海控告两人重婚罪并胜诉，但卓、高两人始终维持同居关系。
更为嘲讽的是，这六名刑事罪犯被台湾当局称为“投奔自由的反共义士”，并被赠与巨额黄金作为“奖励”。
卓长仁与同伙刚到台湾时，彩带加身，好不风光。六名劫机犯到达台湾后，蒋经国亲自“召见”，并指示所谓的“大陆灾胞救济总会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安排他们的工作、生活及学习，“以使六人在台湾一生都过得无忧无虑”。
并无学术专长的卓长仁先被安排在“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研究员”，后“留职停薪”被安排到台军“政战学校”“深造”。据台湾有关方面统计的数据，卓长仁曾在台北等地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工厂、学校、机关及台军中发表近百场反共演说。
一度在台北拥有千坪以上土地的卓长仁最初生活堪比富豪，但他很快将其挥霍，加之两岸关系已发生积极变化，他已渐渐失去政治宣传的价值。卓长仁先是被“政战学校”抛弃，随后又被“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停职停薪，生活迅速陷入困境。
1991年7月，并不安分的卓长仁、姜洪军因投资期货买卖亏损，负债累累，决定铤而走险。卓长仁、姜洪军商议进行绑架，目标为台北市国泰综合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并且先将其杀害再勒索赎金新台币5000万元。同年11月事情败露，卓长仁随后被判处死刑。
十年后，2001年8月，卓长仁、姜洪军两人于台北被执行枪决，卓长仁时年53岁，姜洪军时年41岁。赴刑场时卓长仁坚持身着18年前劫机到韩国时的衣服。翌日，台湾媒体评论道：“昔日名利双收的‘反共义士’，如今步入刑场，自由的真谛为何，值得吾人深省。”
——摘选自《检察风云》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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