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纠结要不要让孩子将来学医,或者你只是单纯的好奇外科医生每天在面对什么,强烈建议你读完这个故事。
这是我从医以来,最难忘的一个病例,尽管它是一个失败的病例。
那是2016年夏天的一个星期五,我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二科病房,接诊了一位65岁的老伯,主因“间断咳嗽伴痰中带血半年”就诊。
他的右肺有一个中央型的肿块,PET-CT上能看到明显的高代谢,肺门和纵隔还有肿大的淋巴结。做了气管镜,在他的右肺中叶和下叶基底段支气管开口,可以看到瘤子,活检病理是一个鳞状细胞癌。
这次入院之前,他已经完成了2个周期的术前新辅助化疗,方案是:吉西他滨+顺铂。化疗过程比较顺利,老伯没有出现明显的毒副反应,但是肿瘤也纹丝不动。
在末次化疗结束4个星期之后,老伯接到了我们的住院通知。按照计划,准备给他安排下周一的手术。
这显然不是一个常规的手术,因为肿瘤的位置不太好,手术需要同时切除掉右肺的中叶和下叶。而且老伯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我们给他安排了详细的心肺功能检查,指标基本都正常。
这位老伯性格爽朗,操着一口浓浓的福建口音,笑起来露出一嘴的黄牙,因为他抽了50年的烟,平均每天要抽2包。所以他得了肺鳞癌,我丝毫不觉得奇怪。
负责陪床的是他的儿子,年纪比我大个几岁,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而且非常孝顺。签完字之后,他们一再给我鞠躬,说:黄医生,一切拜托你们了!
就这样,转过天来的周一,我们杨主任给他做了手术。手术过程比较艰难,化疗后组织水肿明显,肺门淋巴结跟血管粘连很重。
但还是顺利地切除了右肺的中下叶,还做了系统性的纵隔淋巴结清扫+胸导管结扎,手术耗时3个半小时,出血大约100ml。
手术过程中,病人的生命体征平稳,术后苏醒得也不错。
术后第一天早上,病人出现了第一个情况:胸腔引流量偏多,880毫升,暗红色血性液体。
看到这个数字,我是捏了一把汗的。万一胸腔里面有出血点没有止住怎么办?
但是病人心率血压平稳,不像是有活动性出血的迹象。
术后第二天的引流750ml,第三天引流450ml,连续三天逐渐减少!
然而几个小时之后,病人出现了第二个情况:胸腔引流液变成了橘红色浑浊的液体!
我赶紧问老伯早上吃了什么?
原来老伯这位孝顺的儿子,给他炖了一碗鸡汤。
这是电视剧里面的经典桥段,凡是躺在床上的病人,那是必须要喝鸡汤的。
但是鸡汤里的油水,却坏了事。吃的太油腻,腹腔乳糜池的压力增高,淋巴结清扫的创面渗出会增多。
当乳白色浑浊的乳糜液,跟暗红色血性的渗出液一混合,就变成了橘红色的引流。医学上管这种情况叫做“乳糜胸”!
幸好,我们在术中做了预防性的胸导管结扎,不至于产生严重大量的乳糜胸。
我们让老伯严格吃素,他很听话,到术后第5天的时候,胸腔引流就恢复成了淡黄色清亮的液体,而且全天引流只有75ml。
然而,1个小时之后,老伯就又出状况了。他摁了呼叫器,跟护士说自己有些憋气。
我赶紧拿着听诊器去看病人。
听诊发现,双肺呼吸音粗,并且可以听到明显的湿罗音和哮鸣音。
我的第一反应是,气道痉挛!立即给了一组氨茶碱,症状改善不明显。
紧急叫了了一个床旁胸片,拍完之后发现,肺明显变白了!
急查动脉血气,氧分压53mmHg,二氧化碳分压40mmHg。居然I型呼衰了!
什么原因?肺栓塞吗?
马上安排急诊肺动脉CT,片子扫出来一看,没发现有血栓,但双肺是一个弥漫性水肿渗出的表现!
典型的急性肺损伤(ARDS)!
我们果断叫了麻醉科紧急床旁气管插管,将病人送入了ICU。
2个小时的时间,老伯的状况急转直下,家属的心情也从云端跌入谷底。
早上还好好的一个人,中午就送进了ICU,换做是你,你肯定也不会理解。
但它就这么发生了!
由于我们是肿瘤专科医院,没有呼吸内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隔壁空军总医院的呼吸科专家,前来会诊。
呼吸内科也考虑是急性肺损伤,建议激素冲击,甲强龙120mg,连用3天。
然后调整呼吸机,尽量保持一个低水平的气道压,以免肺损伤加重。
同时,联合亚胺培南+万古霉素抗感染治疗。
我们把能想到的处理都给上了,剩下的就是等待了,等待病人的病情出现好转。
连续三天的胸片,情况基本稳定,肺损伤没有进一步加重,吸入氧浓度50%的情况下,动脉氧分压能够上到80!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然而,激素用了3天之后,也就是术后第7天的下午3点钟,ICU护士给我打电话,说病人的胸瓶里突然有大量的气泡溢出。
我立即赶去ICU,拿听诊器一听,右肺呼吸音消失了,再一查胸片,右肺完全不张。
这时候,有一个可怕的并发症迅速进入我的脑海,那就是:支气管胸膜瘘。
这是一个致死率高达50%的并发症!
老大夫说过,7瘘8不瘘,病人的这个状况正好出现在术后第7天。
为了明确瘘口在哪,我们立即做了床旁气管镜,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那就是右肺中间干支气管残端,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状态!
而且只要气体源源不断地通过瘘口,那这个残端永远也长不上!
怎么办呢?二次手术把残端缝上?这是个好办法。
但是病人的肺损伤还没有好转的迹象,又有肺部感染,摇摇欲坠的身体状况,还能承受一次手术的打击吗?
基本不可能!我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但是家属很坚定,他们不想放弃。难道没有折中的办法了吗?
这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人,王洪武教授,他是一位擅长气管镜下治疗的专家,做气管镜跟打游戏似的。
他替我们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那就是在支气管残端放一个腹膜支架,给它堵上,然后给肺部一个喘息的时间,这样或许还有机会逆转战局。
我们以最短的时间,定制了一个支架。
术后第10天的晚上7点45分,我们再次将病人推到手术室,准备放支架。
由于手术过程中需要拔出气管插管,换用高频喷射呼吸机,这样才能在气管镜下操作的同时,还能维持病人的通气。
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
就在病人拔出气管插管没多久,病人就出现了心跳骤停!我们立即进行了胸外按压,幸运的是,3分钟之后,病人恢复了自主心率。
我们只好再次气管插管接呼吸机。但我们既定的手术计划,怕是要泡汤了。
病人现在下不来台啊!
就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之下,领导们用异乎寻常的冷静,又想到一个办法:人工膜肺!上ECMO!但我们医院没有这个设备怎么办?
打电话,找熟人!我们联系到安贞医院的ECMO团队,大半夜把他们从家里请出来,请到我们手术室,给病人上了ECMO。这是我们医院建院以来的第一例人工膜肺。
最终,在多方援助之下,支架顺利的放到了它应该去的位置,病人的肺也终于可以休息了!等病人回到ICU病房,已经是凌晨3点了。
事实证明,支架效果不错,胸瓶里的漏气显著减少,病人的右肺逐渐张开,病情趋于平稳。
可是,我们还担心一件事!手术过程中,病人的心跳停了3分钟,老伯会不会从此就深昏迷了?他的意识还能回来吗?
支架术后第3天,我们减停了镇静药。很难得,病人醒了,而且有睁眼、点头的动作,呼之可应!把我们所有人都给高兴坏了!
但最高兴的是老伯的儿子,他胡子拉碴地坐在ICU门口,一看就是好几天没怎么睡了。
我赶紧让他来到老伯的床边,这时候老伯已经醒的很好了,冲我们笑,露出一嘴的黄牙!用尽全身力气,冲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那个画面,深深的刻在了我的脑海里,甚至是4年之后的今天,每次想起来,鼻子还有点酸。
但是,支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稳定,特别是病人醒来,翻身咳嗽的时候,会出现支架的松动。
我们不得不再次让老伯进入镇静的状态。
接下来就进入到拉锯战,我们需要反复气管镜下调整支架的位置,因为只要有漏气,瘘口就长不好,还会出现胸水的倒灌,感染加重。
支架术后第5天,痰培养出现了鲍曼不动杆菌,第7天,又培养出白假丝酵母菌和大肠埃希菌。我们上了顶级的抗生素也无济于事,病人出现高热,降钙素原进行性升高。
最终,还是得求助于丙种球蛋白。
然而,考虑到每天请呼吸科会诊也不是个办法。因此,在肺癌手术之后的第24天,我们将病人转到了北大医院的呼吸ICU。
当我们大清早把病人送上转运救护车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既有一丝如释重负,又感觉有些遗憾。过去27天发生的事情,一幕一幕的、不间断的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老伯先后出现的4个状况:术后大量渗出,乳糜胸,ARDS,支气管胸膜瘘。尤其后三个,都是临床上比较罕见的并发症!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并发症,先后出现在同一个病人的身上呢?
种种矛头指向了同一个罪魁祸首,那就是化疗导致的组织愈合不良!
血管创面愈合不良,胸腔渗出增多;淋巴创面愈合不良,乳糜胸;肺泡上皮和毛细血管内皮损伤,愈合不良,ARDS;而支气管残端的愈合不良,支气管胸膜瘘。
当然了,化疗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老伯术前抽了50年的烟,又有高血压糖尿病,治疗过程中还用了激素,这些都会有影响。
出现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如果单看化疗与手术并发症的关系,这方面的回顾性研究,比比皆是。
有的作者说化疗会增加术后并发症,有的说不会。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议!但是不同的文献,对于新辅助化疗后手术并发症发生率的报道,却出奇的一致,都在30%左右。
既然有这么高的风险,那我们必须得关心另外一个问题了,化疗带来的收益是多少?
老伯的术后病理报告显示:镜下肿瘤细胞未见明显的变性坏死。
也就是说,对老伯来讲,化疗不但无效,而且还增加了手术并发症的风险。
当然了,这只是个例,也许,下一个病人就不会这么倒霉了。
但是,谁能事先预料到呢?
在医学世界里,我们最常遇到的瓶颈,就是“不确定性”。
我们之所以被这门不完美的科学所吸引,是因为我们迷恋可以妙手回春的那一刻!
我们抓住每分每秒,用自己的知识、能力去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尽管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否抓住时机改变眼前糟糕的局面。
为了让老伯能够活下去,我们使出浑身解数,医疗费用也十分惊人。
然而,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
老伯躺在床上,陷入昏迷,身上插满了管子,靠着呼吸机和ECMO维持脆弱的生命。
家属于心不忍,决定放手一搏,他们选择了肺移植!
他们请到了陈静瑜陈院长的团队!
这个箱子里装的是全家人最后的希望。
一个因车祸去世的年轻人的肺,即将被装入老伯的胸腔。
我有幸参观了这台手术。当陈院长的团队把病变的双肺切下来,放在托盘里的时候,我都震惊了!这哪是肺啊,这是一块石头啊,整个都硬化了,跟我们的正常肺组织一对比,完全是不同的画风!旁边还有一个散落的支架,它全程见证了肺组织逐渐纤维化的过程。
我站在陈院长的身后,看着他一针一线的做手术。我瞬间明白了,什么是外科医生?
曾经有人指责外科医生:“明明知道手术可能会出错,术后可能会出问题,但下手时从来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和怀疑。”
但在我看来,这正是他们的魅力所在。
外科医生每天都要面对变幻莫测的情况,信息不充分,科学理论含糊不清。但在做手术的时候,所有的步骤都像是事先计划好的:肿瘤能被完整切掉,出血可以被止住,其它器官不会被伤到……当外科医生全神贯注做手术的时候,所有的动作都是下意识的。
在这种状态里面,外科大夫的脑子里面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把这个病人救活!
感谢所有曾经为老伯拼过命的医务人员!
感谢你看完这个故事,我叫黄淼,是一名,外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