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日，上海市档案局（馆）联合上海部分区档案馆和高校档案馆，向社会发布了100件（组）馆藏红色珍档，其中有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布质臂章。据统计，当年上海参加人民保安队的有6万人，参加人民宣传队的有4万人，同样的臂章存世数量众多。不仅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龙华烈士纪念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均有收藏，许多了经历过上海解放的老人也都保存着这件“传家宝”，时不时还会拿出来给儿孙辈讲述当年护厂、护校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
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继续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还是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不同命运的不同选择！1946年2月28日，上海23个团体的代表举行各界民主团体代表会议，决定成立联合机构筹备委员会。此后，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及梅达君、徐伯昕、葛志成等，以筹备委员身份投身联合会的筹建活动。5月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上海纺织业、百货业等工会组织以及妇女、文化、医药、银钱、教师、学生各界53个团体（后来扩展为91个单位），在南京路劝工大楼礼堂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马叙伦、许广平、沙千里、汤桂芬、胡厥文、林汉达、陈巳生等29人被推选为理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成立，实现了各界爱国民主力量的大联合，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6月8日，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马叙伦、陶行知、许广平等164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呼吁和平，反对内战。6月23日，经各方面广泛协商，推选马叙伦、吴耀宗、蒉廷芳、盛丕华、张絅伯、包达三、阎宝航、雷洁琼、胡厥文以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乘火车赴南京请愿。当日，中共上海工委、学委、教委、职委分别发动各界群众5万余人在北火车站为请愿代表送行，事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表达了上海人民“要和平不要内战”“要民主不要独裁”的迫切愿望。当和平请愿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数百名国民党特务的围殴，有四名代表和两名记者身受重伤。6月26日，国民党军队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不久，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和上海，民盟等党派相继被国民党政权宣布为“非法团体”，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不得不停止活动。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南京、上海地区的解放已是时日问题。国民党政权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加紧了在其统治地区的残酷镇压，并开始向台湾抢运物资，准备破坏上海、南京、重庆等中心城市的市政设施和重要的工厂学校，妄图将一个烂摊子留给新生的人民政权。此时，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开展以“反搬迁、反破坏”为核心的护厂、护校斗争，迫在眉睫。2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将全市地下党组织按地区划分成沪东、沪西、沪南、沪北、沪中、新静长（新成、静安、长宁）、北郊、徐龙（徐汇、龙华）、浦东九个地区委员会。全市公用事业和市政等生产部门，另行成立市政工作委员会（包括电灯、自来水、煤气公司）、交通工作委员会（包括电车、公共汽车公司），加上原有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警察工作委员会和新成立的妇女工作委员会，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所有各区委和市政工委、交通工委、警委、妇委由市委委员分工联系，统一领导本地区各条线的党组织和群众工作。
中共中央1949年5月30日为上海解放所发贺电
与此同时，中共上海市委所属各委还相继恢复或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把一大批尚未具备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投入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为了统一领导全市各人民团体的活动，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恢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在联合会内部成立总党团，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直接领导。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组成人员有上海市委常委张本、中共上海局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唐守愚、上海工人协会党团书记沈涵、上海学联党团书记钱李仁、上海教育协会党团书记方明、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党团领导王子成、中国技术协会党团书记宋名适、上海市职业界协会党团书记程韵启等，张本任总党团书记，唐守愚任副书记。这样一来，就把群众团体公开的合法斗争与地下党秘密组织系统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团体中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二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恢复活动之后，主要开展上层统战、人民宣传队和人民保安队三方面的工作。4月中下旬，全市各宣传队一律改称人民宣传队，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统一领导。人民宣传队由总党团成员钱李仁分工负责，宣传队总队部由学生系统的干部组成，领导成员有钱李仁、钟沛璋、张渝民、朱赓明、李寿祺等。总队部下设政治部，由钟沛璋负责，主管宣传队日常组织联系工作。人民宣传队主要以大中学校的学生为主，包括一部分知识分子、职员和工人，最后发展到4万余人，还包括了一支救护队伍。1949年4月20日，人民宣传队总部发布第一号通知，确定人民宣传队的任务为：“教育人民，使人民认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三大革命目标，使人民认识、了解民主政府的各项城市政策及各项具体措施的意义，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来拥护和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针对不同的对象，人民宣传队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例如，给一些敌特分子发警告信，指明形势，晓以利害，甚至寄信给他们的父母妻友，开展政策攻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人民宣传队还专门组织力量收听和记录解放区电台的广播，收集中外文报刊有关中国政治、军事情况的报道和评论，进行综合分析整理，编印宣传材料，广为散发张贴。4月25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著名的“约法八章”。人民宣传队马上组织人员将之译成英文，并在第八条关于保护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内容下用红笔着重画出，以邮寄贺卡的形式向在沪外侨进行宣传，消除了谣言。对于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则采用唱地方戏、演活报剧、说快板书、扭秧歌舞、画宣传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这些宣传活动，对于分化国民党军政人员，安抚上海普通民众心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临近解放前夕，人民宣传队总队部还找了几个会画画的学生，绘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缝制大幅红旗以及“欢迎人民解放军”“庆祝上海解放”等标语。5月25日清晨，苏州河南岸解放，西藏路和南京路转角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正中心墙上挂出了领袖画像，跑马厅钟楼上红旗迎风飘扬，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心。此外，原上海职业青年歌咏团，成员多为青年工人、店员、小学教师和失业、失学的青年，每周坚持排练演唱进步歌曲，并举办歌咏学习班，共培养了200多名业务骨干。在上海解放之际，该团以“上海人民宣传队第二队”的名义巡回演出，慰问解放军战士和工人群众，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人民保安队在路旁工事上挂出了“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标语
1949年3月1日，上海工人协会发出《工人纠察队总部通知》，要求各工厂企业建立工人纠察队，保护工厂，反对破坏，维护地方秩序，配合解放上海。4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全市各企事业单位的护厂队、护校队、纠察队、消防队、自卫队等集中组建人民保安队。人民保安队以工厂、企业、学校、地区为单位，全市按区委划分组建了沪东、沪南、沪西、沪北、沪中和浦东六个区队，区队下面再分大队、中队和小队，总人数达6万余人，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团成员沈涵任总指挥。作为党领导的以工人为主的自卫武装力量，人民保安队主要任务是：一，保护工厂，反对搬迁，完整保存机器、原料及制成品；二，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群众利益，减少人民损失；三，团结群众，保护群众领袖，保护进步的群众组织；四，瓦解反动武装，争取门警、保警、警察及士兵等，把敌人的反动武装——人力、物力、火力变为替人民服务的力量。5月1日，人民保安队总部发布《人民保安队队员须知》，规定了人民保安队的各项纪律，由各基层党支部向每一位队员进行传达教育。
三
人民保安队组建以后，即刻投入了护厂护校、反对搬迁、反对破坏的斗争。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把搬迁、破坏的重点放在军事工厂、官僚资本和重要的民族工业企业。江南造船所是国民党海军部直属兵工企业，反动军警用武力胁迫工人拆卸机器设备运往台湾。工人们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将精密机器拆散隐藏起来，而将那些残破报废的设备、工具甚至废铁、石块装进木箱，贴上“贵重机器，小心轻放”字样，蒙混过关，送上运输船只。当敌人最后准备封厂炸厂之际，工人们机智地将在炸药旁边油桶里的汽油换成了自来水。工人们还利用放水养坞的机会，尽量将船坞注满水，迫使敌人无法安放炸药。解放前夕，尽管江南造船所厂房受损严重，而至关重要的车间、船坞和机器设备基本完好，尤其是2.6万余张技术图纸也在工人们的保护下安全地留存了下来。当江南造船所人民保安队接到帮助解放军9兵团20军59师浦东作战的任务后，仅用两个小时就突击修复了三艘拖轮，把几千名解放军战士运载过江，以肃清浦东残敌。
上海国际电台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国际通讯机构。当国民党下令用炮火炸毁刘行收讯台时，人民保安队和职工们冒着生命危险，通宵达旦地拆卸设备，终于赶在敌人动手前将全部器材装满20辆卡车抢运到市区保存起来。在真如发讯台，工人们以容易触电为借口吓唬实行破坏的特务，并故意将电门弄坏，谎称整个机器已被破坏，骗过了敌人，保护了电台装置。
临近上海解放的前一天，一股国民党残余部队闯进杨树浦发电厂，准备在电厂高楼上架设机关炮，对电厂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人民保安队员立即找到敌驻军连长，机智地说如果高压锅炉中了流弹，方圆三里内都会化为灰烬，吓得敌人急忙把机关炮撤了下来，为解放军攻占杨树浦发电厂扫除了障碍。类似的护厂、护校事例数不胜数，尤其是电力、电话、电车、公共汽车、煤气、自来水六大公用事业的人民保安队员，保证了水电、交通、电话线路的畅通，保证了生产正常进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上海是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基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原日商纱厂，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纺织垄断性官僚资本企业，在沪东和沪西拥有多家大型棉纺织厂。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劝说下，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泉弃暗投明，发文要求所属各厂组织护厂队，保护工厂设备和物资。中纺十二厂厂长郑彦之，经中共沪东区委书记和市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领导亲自登门做工作，由消极抵制转为积极支持护厂工作，不仅为保安队提供活动经费，还与工人们一起成功挫败国民党联勤总部装运布匹出厂的阴谋。中纺系统第一、第六、第十七厂，以及第一针织厂、第一绢纺厂工人也先后开展保护工厂、反对搬迁物资设备的斗争，取得不同了程度的胜利。当时，国民党青年军第202师有一个团共1500人驻扎在沪东第十六棉纺厂内。该厂工人积极开展护厂斗争。解放上海战役打响之际，工厂保安队机智勇敢地将这股残存敌军全部缴械，使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接管了工厂。为此，淞沪第五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向中纺十六厂工人颁发了“护厂英雄”绸布锦旗。
1949年5月23日，一批溃败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沪东英联船厂。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该厂人民保安队员一面严密监视敌人动向，一面以帮烧饭、聊家常等方式主动接近敌军，伺机分化瓦解敌人。5月25日，苏州河南岸解放，保安队员找敌连长谈话，宣传“约法八章”等政策，敦促他们放下武器。当连长、副连长表示愿意弃暗投明后，保安队员又动员他们去说服敌团长，争取附近几个厂的敌军一起投诚，以立功赎罪。经过强大的政治攻势，5月27日早晨，英联船厂东大门大楼上升起了红旗，驻守在临近几个厂的国民党青年军202师606团2500人在团长率领下集中在英联船厂，向人民保安队缴械投降。当天上午，解放军来到后，保安队员又协助部队代表一起看管俘虏。直到5月31日，连同三卡车武器、23匹战马一起移交给市军管会。此外，英商上海电车公司、中纺二厂、闸北电厂、邮电局等工厂企业的人民保安队也分别劝降和制服了一批国民党残余军队。龙华兵工厂的工人，在民校教师的组织和策动下，收缴厂内全部枪械弹药，组建起了自己的武装。
四
1949年5月上旬，上海解放在即，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实现城市的顺利交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全市保安队、宣传队佩戴臂章。地下党员、保安队队员、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会员李志耕连夜刻制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臂章文字模板，突击印制布质白底红字的人民保安队臂章，分发各区。并请青年版画家邵克萍和杨可扬镌刻了两枚“上海人民保安队总部”关防印戳。为避免解放军攻入市区时发生误会，中共上海市委还特意将人民保安队白底红字、人民宣传队队蓝底黑字的臂章式样及团队番号电告三野解放军总部。
人民保安队员守卫着工厂
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全体人民保安队紧急集合，佩好臂章，迎接解放军进入市区。25日凌晨，苏州河南岸城区解放，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进驻海关大楼，在401、412、413号房间公开办公，随即向各区指挥部发出命令：1.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保安队的名义，分别打电话给据点里的敌军头目，晓以利害，责令他们迅速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2.在敌军据点的周围安装扩音器，宣传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政策，不停地向他们喊话劝降；3.如敌军拒绝投降，则切断其电源、自来水、电话线，使其无法据守。其中，沪西、沪中、沪南区的人民保安队，主要协助解放军搜索散兵游勇，押送看管俘虏，维持社会秩序；沪东、沪北区的人民保安队，主要对盘踞在工厂中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进行劝降。
5月25日凌晨，百货业人民保安队佩戴臂章，在南京路新新公司七层楼顶升起红旗，并迅速控制了设于五楼的私营凯旋电台。播音员激动地向全市人民宣告：“亲爱的同胞们，上海人民保安队播音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已来到南京路，我们上海人民解放了！”随后，他们反复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和革命歌曲，还根据“约法八章”的精神向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队喊话，对瓦解残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5月27日上海正式宣告解放，人民保安队完成了任务，将电台移交给了市军管会。
人民保安队总部还专门从沪西选调了50名队员给解放军先头部队当火线向导。他们带领部队穿街越巷，迅速推进，拔除了敌人一个个据点。部分国民党残敌据守苏州河北岸，凭借高耸坚固的大楼负隅顽抗。火线向导带领突击队绕到侧翼，从防守薄弱地带渡过苏州河，将敌人据守的大楼团团包围，装上扩音器进行政治宣传，并以解放军和保安队的名义给敌军头目打电话，责令他们投降。在军事和政治双重攻势下，敌人乖乖地竖起了白旗。5月27日，上海全境宣告解放，人民保安队随即投入了协助解放军肃清残匪、打击敌特、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
上海解放之际，9000余名地下党员和10万之众的人民保安队、人民宣传队，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有生力量。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斗，人民宣传队和人民保安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上海各界群众，保卫了上海的工厂、企业、市政设施和学校，有效地维护了城市的秩序，终于使上海这一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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