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四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大臣的推动下，开始了“庆历新政”的改革。
改革的效果是明显的。几个月下来，全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政府机构开始精简，庸官冗官很多被罢黜，有德有能的官员得到提升，在读书人中兴起写实用文的风气，农业生产有所好转……
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反对的声音也逐渐强大起来。全国各地的官员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御史台的官员王拱辰等人，开始弹劾攻击范仲淹派出的按察使，认为他们大搞不正之风，诬陷他们为“江东三虎”、“山东四伥”等等。而这些所谓的“江东三虎”、“山东四伥”都是范仲淹提拔的考核各地官员的得力干将。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等人贪污公使钱十六万贯。滕宗谅就是滕子京，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的主人公。弹劾滕宗谅的目的，就是要搞倒范仲淹。
（富弼）
宋仁宗虽然很支持改革，但是对范仲淹等人也很怀疑，有些犹豫不决。却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事情出现了逆反。这件事是庆历五年（1044年）夏，御史台声称破获了一桩谋逆大案，这桩大案就是他们拿到了同为改革派的石介给富弼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隐藏着改革派想废黜仁宗另立皇帝的想法。这可是谋逆死罪了，仁宗立刻宣石介和富弼前来对质，两人莫名其妙，哪里写过这样的信啊？但当仁宗把信拿给他两人看时，两人都傻了眼，信上的字，千真万确就是石介的笔迹。说不是自己干的，但是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这件事闹得非常大，仁宗虽然未必相信，但已经深深怀疑上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改革的诚意，认为他们有结党营私的居心，开始对改革派不理不睬。而宰相章得象和参知政事贾昌朝本来就摇摆不定，见仁宗态度转变，也倒向了反对派一边。
被仁宗怀疑让改革派惶恐不安，这年六月，范仲淹为避嫌，不得不申请外放，被允许带职出为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也同样出为河北宣抚使。九月，晏殊被罢相。晏殊虽然不是改革派，但他是范仲淹、欧阳修等的推荐人，还是富弼的岳父，因此也连带遭贬。
两大改革核心被赶出朝廷，以及庇护改革派的宰相被贬，改革陷入了僵局，同时反对派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疯狂反扑。
不久，仁宗任命反对派陈执中为参知政事。蔡襄和孙甫上奏反对，但仁宗不听，执意要任命他。改革派在仁宗心中是什么地位，其实已经不言自明了。蔡襄和孙甫自觉无趣，请求外任，仁宗毫无挽留地同意了。加上先前已经罢职的欧阳修等言官，御史台和知谏院已经是清一色的反对派。
（夏竦）
反对派对改革派的打击，在仁宗的默许下变得更加疯狂。再有一件事，让反对派得以把改革派连锅端。这年秋天，在苏舜钦发起的赛诗会上，十来个人在一起喝酒吟诗，这十来个人都是范仲淹引荐的一时才俊。酒酣耳热的时候，王益柔即席赋诗，吟出了“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王拱辰打听到此事后，大为兴奋，立刻弹劾苏舜钦等人菲薄周、孔，犯大不敬之罪。仁宗连夜逮捕了这些人，严加审讯。后经韩琦营救才没有“处以极刑”。但都纷纷被降官或者免职，苏舜钦永不叙用。
十一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并含沙射影地批评某些人“阴招贿赂，阳托荐贤”。范仲淹只得再次申请自求罢政。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范仲淹被免去参知政事，出知邠州；富弼被罢去枢密副使，出知郓州；杜衍罢相，出知兖州；韩琦因为替富弼求情，也被罢职出朝。至此，改革派以及所有同情改革的官员全部被撵出朝廷。
宋仁宗之所以最终倒向了反对派，导火线就是石介写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是当时被罢去枢密使职务的夏竦与御史台联合起来，故意给改革派设的一个套。石介是个大学者，但他敢说敢做，是个性情中人。在范仲淹等人发起庆历新政的时候，他欢欣鼓舞，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赞美革新，指斥奸邪。在诗中，他指名道姓公开指斥夏竦等人是大奸。夏竦被罢官，又被指为大奸，自然怀恨在心。他咬牙切齿一定要报仇，于是秘密指示家中婢女临摹石介笔迹，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从而伪造了这封信，交给御史台用以打击改革派的。
（丫鬟练字）
因为一封伪造的信，宋朝的历史就由此改变。此后王安石再一次变法，也以失败收场。从此整个宋代都耻于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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