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吗，一方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吗现在

飞飞
常识
2022-11-03 22:54:03

2015年10月，随着政府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作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决定，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告终结，成为历史。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的政策以来，三十多年间，造就了人类生育史上的一个奇观，造就了无数“一家三口”式的家庭。有人说，80后、90后、00后三代独生子女，是历史上一个既奇特又孤独的坐标。

多年来，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息过，一直以来都有人对我国的人口控制力度要不要提升到 “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严厉程度，持强烈质疑的态度。

更有一些“公知”学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独生子女政策”指指点点，批评其对生命缺少尊重，将这个政策称为可怕的，急功近利的政策，甚至将“独生子女政策”与“大跃进”相类比，对“独立子女政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

但更多的人认为，作为世界上人囗最多的国家，在建国后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国家无力养活太多人，而人口却又呈现爆炸式增长的情况下，政府若不对人口出生进行严格管控，不出台一些严厉的人口限制措施，则将会严重拖累国家的经济发展，人们的吃饭与就业等问题都将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同时自然资源也会被消耗殆尽，那时将会给整个国家造成沉重的负担，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虽然“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的生育政策有些极端，但“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有其合理性。而且经过大力宣传，广大民众对“少生、优生”是普遍赞同和接受的，即使在二胎已经全面放开的今天，很多夫妻仍然选择只生一个孩子。

在中国的传统中，自古便有多子多福的观念，在深受这种观念影响的社会里提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想法可谓极其大胆，而制定出台“独生子女政策”更需要极大的勇气与魄力。

当初，是谁脑洞大开首先提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的想法？“独生子女政策”又是怎么出台的呢？

其实，“独生子女政策”的提出与出台，不是出于一个异想天开的突然间冒出来的想法，而是在当时我国沉重的，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之下，在计划生育工作之中循序渐进的结果。

应该说，在当时这个政策的出台有其必然性。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卫生条件与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新生儿出生率与存活率不断提高，我国人口数量增长迅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在迎来了建国后第二次生育高峰后，我国总人口数量已逼近7亿，人口压力逐年加大。

但当时，我国经济水平仍很落后，粮食产量与就业机会等方面都无法满足人口迅速增加所带来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1962年，国家下发《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这个指示宣告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开始。

六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以国家鼓励、媒体宣传和群众自觉节育为主要方式，并没有强制性。

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全面展开。国家首次明确提出了具体控制目标，并要求层层落实，更加重视计划生育工作，管控比60年代更加严格。

既然国家提出要限制人口数量，要计划生育，那“只生一个”显然更符合少生孩子的号召。

1978年年底，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率先制定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马上以简报的形式向全国做了介绍。

之后，上海、天津、北京，山东等地接连有育龄妇女为响应国家号召，联名发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倡仪。

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了有关方面进行座谈，开始讨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问题，但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反对声音很强烈。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宋健的人登上了历史舞台，他语出惊人的提出，再不采用严厉手段控制人口，“以后陆地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人只能站到水里去。”

宋健早年就读于山东工业干部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北京外语学院等院校，1953年至1960年留学于苏联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是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方面的专家。

几个月后，宋健等人发表文章，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测算，根据测算结果，宋健提出：

“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当在今后30年至40年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宋健首次以科学为依据，率先公开提出“只生一个孩”的观点，为“独生子女政策”的最终出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以科学控制论来阐述“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重要性的宋健等专家们，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制定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出台政策还需要政府下决心。

1979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时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说：

“全国要制订一个政策，首先要各省市自已搞试行。”

之后不久，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苏、辽宁、吉林等在内的省市都各自出台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有关规定。上海开始发放《独生子女证》，并给予奖励。广东和天津还针对生育二胎及以上者，制定了多条处罚措施。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表达了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鼓励与提倡。

此后，宋健等人被指定起草《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强调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必要性。

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发表。宋健等人在公开信中号召全国党团员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在当时对“一胎制”强烈的反对声中和巨大的阻碍下打开了突破口。

公开信发表后，举国上下，不分城市乡村，在党员团员的带领下和动员下，人们纷纷行动起来响应国家号召。

1982年，在十二大上，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此后，严厉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在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配合下开始实行。

计划生育从六十年代的以自觉节育为主，变化到七十年代的“晚、稀、少”，“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七十年代未再被提升到“只生一个”程度越来越严厉，为的是哪般？

1978年，刚刚从十年特殊时期走出来的中国，面临着经济与发展等多方面压力。当时中国人口数量达到了9.6亿，其中有2.5亿是绝对贫困人囗，人均GDP更是排到了世界倒数第2位。

虽然经过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初期计划生育工作的努力，使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3.33％下降到11.61％，每个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也从平均5.44个，下降到2.75个。但从1977年开始，人口下降速度减缓，人口问题仍被当做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有领导人指出：

“物质生产虽然有了比较大的增长，但按人口平均占有量来说并没有提高，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积累，影响了建设的速度，影响了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当时有人提出，为改变国家命运，长痛不如短痛，应采取更强有力的人口控制措施。

此时，宋健等一些专家以控制论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所做的测算恰好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出台更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必然。

独生子女政策是在人口压力和自然资源稀缺的双重窘境中的被逼出来的非常手段，这个政策虽然看上去有点急躁，甚至有些极端，这一政策自出台之日起便饱受诟病，但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

我们应认识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在社会发展和转型阶段必然要面临如何合理地处理好人口的问题，而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过中国这么多的人囗，从来没有哪个国家，面临过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压力，所以，在应对人口问题时，可供我们借鉴的现成经验并不多，我们也是摸着石头在过河，事实证明，虽然我们被河水打湿了裤角，但走得还算安稳。

至于有一些所谓的“公知”站在道德制高点，批评独生子女政策“把人当成社会计划、国家计划一个数，而不是把每个人当成生命”，“对人和生命没有尊重”的言论，很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

有2.5亿人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之中，连吃饭都成问题，难道还要放任随便生吗？还要深陷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之中，不想办法自拔吗？

其实，中国在严格实行“一胎”政策的同时，也显示出很大的灵活性，允许部分地区农村家庭拥有生育二胎的权利。对少数民族家庭则更加宽容，允许他们可生育二胎，部分地区可生育三胎，西藏等地区更是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

很多省份在农村实行的政策更加人性化，都实行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还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照顾政策。

有专家指出，30多年来，独生子女政策使我国大约少生了3.5亿人，在我国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政策的严格限制，我国的失业、城镇化、环境、资源等问题会面临难以解决的严重局面。

而在人均收入、人均生活水平、人均资源、人均国力等方面更远远达不到目前我们已达到的水平，会少得多。

必须指出的是，独生子女政策也有很多弊端，它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调，使中国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使劳动力减少，独生子女还普遍存在教育与性格问题。独生子女政策还造成养老等方面的诸多问题。